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


（2008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是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粮食、油料、蔬菜、瓜果、茶叶、菌类、畜禽、禽蛋、奶产品、水产品、蜂产品等植物、动物、微生物产品，以及经过清洗、分拣、打蜡、干燥、去壳、切割、分级、包装、冷冻等粗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及其他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总责，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二）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推广等服务体系；

（三）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四）制定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统一领导、指挥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五）将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认定认证、监督管理等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六）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培训、宣传和普及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机制，并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

村民委员会应当做好本村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经营活动的宣传、教育和引导。

第五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监督管理职责;县级以上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农业主管部门）负责生产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投入品的日常监督管理以及流通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和监测；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工作。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六条 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是其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农产品生产经营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应当为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技术服务，指导其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行业协会可以制定并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行业规范。



第二章　农产品产地与农业投入品



第七条 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管理制度，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调查、监测和评价，建立健全监测档案。

省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农产品主产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设置监测点，监控农产品产地安全变化动态，指导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和保护工作。

监测点的设置、变更、撤销应当通过专家论证。

第八条　农产品产地环境不符合产地安全标准，需要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禁止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农产品产地排放、堆放或者倾倒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农业生产用水应当符合农田灌溉水质和畜禽饮用水质等国家有关标准；生活垃圾、污泥和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用作肥料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农产品生产者应当合理使用农药、兽药、肥料、饲料，及时清除或者回收其包装物及有害农用薄膜，防止污染农产品产地环境。

第十条　县级以上农业、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药、兽药、肥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激素等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使用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制度。省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实行农业投入品主推品种和禁限用农业投入品公告制度，组织对农业投入品进行监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

第十一条 严禁销售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农业投入品。对限制使用的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应当告知购买者有关使用范围和用法、用量等内容。

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应当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查验供货方的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品检验合格证，并保存其复印件。建立购销台账制度，记载农业投入品的名称、进货时间、来源、数量、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批号）、产品登记证号（批准文号），以及销售时间、销售对象、销售数量等事项；购销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二年。

鼓励推进农业投入品连锁经营。





第三章　农产品生产



第十二条 省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或者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组织实施与指导，建设农业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技术的研究、培训和示范、推广。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严格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积极采用良好农业规范等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以及先进适用的质量安全管理方法和技术；鼓励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第十三条 农产品生产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

（二）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国家限制使用的农业投入品；

（三）使用农药捕捞、捕猎；

（四）收获、屠宰、捕捞未达到安全间隔期、休药期的农产品；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养殖大户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按照规定如实记载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动植物疫病和农作物病虫草害发生及防治情况以及收获、屠宰或者捕捞的日期。该记录应当保存不少于二年。

第十五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生产的农产品，在开展质量安全检测，或者委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时，应当有检测记录，该记录应当保存不少于二年。

检测合格的，应当附具检测合格证明；检测不合格的，由生产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发现不合格农产品流出产地的，应当立即报告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并通知购买者停止销售或者使用,实施召回、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第十六条 推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养殖大户生产的农产品，可以申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并使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标志。

鼓励和支持农产品生产者申请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等认证，创建名牌农产品，并使用相关标志。

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农产品认证管理制度，对通过认证的产品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实施动态监督管理；对不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应当及时依法撤销认证证书。

第十七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经营者销售的农产品，除国家规定可不包装和标识的外，都应当进行包装和标识。

采用包装的农产品，应当在其包装物上标明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内容；未包装的农产品，应当采取附加标签、标识牌、标识带、说明书等形式标明前述内容。

鼓励采用商品条形码，推行农产品编码制度。



第四章　农产品经营



第十八条　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凡在本省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应当随附相应的产地证明和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没有产地证明和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必须抽检合格才能销售。农民销售自种自养少量农产品的除外。

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的实施时间、品种、范围由省农业主管部门于本办法实施后六个月内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配送中心、超市、仓储单位的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配备质量安全管理人员；

（二）运输、贮存需冷藏保鲜的农产品配有冷藏设施；

（三）保证经营场所清洁卫生，对场地及使用器械定期消毒；

（四）查验农产品产地证明、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及其他合格证明；

（五）对不能出具检验等质量安全合格证明的农产品,安排人员和经费自行开展质量安全抽查检测，或者委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进行抽查检测，并在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公示牌，及时公示检测结果；

（六）与进入市场经营农产品的经营者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明确质量安全责任；

（七）发现市场内经营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监督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进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者，应当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及时查验所经营农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来源证明及其他合格证明，并在摊位（柜台）显著位置悬挂农产品标示牌，如实标明农产品品名、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合格证明等内容。

进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者应当建立购销台账，如实记载进货时间、品种、数量、来源以及销售时间、品种、数量和流向等相关情况，购销台账应当保存不少于二年。

第二十一条 农产品的收购、包装、保鲜、运输、贮存和销售，应当保证安全、无毒、无害、清洁的环境，不得将农产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同；凡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未规定可以使用的物质，都不得添加使用；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

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并组织对农产品生产基地（企业）和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销售企业生产或者销售的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检。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检的品种、项目和频次由省农业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机构应当经省农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并依法经计量认证合格；其从事检测的技术人员应当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经省农业主管部门培训、考核合格。

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检不得向被抽查人收取检测费用；抽取样品的数量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抽取样品的费用由任务承担单位据实支付。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依法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时，被抽查者应当配合；拒绝抽样的，以不合格农产品处理。

第二十四条 省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网络系统，及时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事件信息、监督管理信息等质量安全状况信息。未经省农业主管部门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严禁编造、传播虚假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市、县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相关信息涉及到违法行为的，应当在发生违法行为的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告。

发现或者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向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农业主管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谎报或者缓报。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及其包装、标识进行检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追溯；对不合格的农产品，监督被检查者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被检查者不具备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条件的，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相关费用由被检查者承担。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农业等主管部门了解农产品安全信息，举报农产品生产经营中的质量安全违法行为，对农产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县级以上农业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受理制度，公布举报电话或者电子邮箱地址，及时查处违法行为；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书面通知并及时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立即处理，不得推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农业投入品经营者不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不建立购销台账、不履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告知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规定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没收其违禁农业投入品，对个人可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规定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责令停业整顿：

（一）不查验农产品产地证明、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及其他合格证明或者不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自律性检测的，或者不公示检测结果的；

（二）发现不合格农产品不向农业主管部门报告,且放任销售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农产品生产、包装、运输、贮存和销售过程中添加国家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监督其对不合格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并处违法产品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照。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或者发现不合格农产品流出产地不报告、不通知的；

（二）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经营者，对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

（三）不按照规定收购、包装、保鲜、运输、贮存和销售农产品，将农产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同的。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依法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一）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二）不依法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或者出具不实、虚假检测报告的；

（三）越权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

（四）隐瞒、谎报或者缓报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以规范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现笔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公司纠纷中有实体权利却无相应程序回应? 虽有司法救济但适用程序错位等问题，在坚持能动司法理念的基础上，契合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工作，分析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理论可行性及现实必要性，并提出具体程序之设计。
一、实践困惑：公司纠纷救济程序缺失或错位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自行救济不力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更大限度的自治权利，但由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所有权归属于股东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却由公司的权力机构负责。在公司自治过程中，一旦各参与人之间以及内部各机构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且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公司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就可能失灵，自行救济不力，形成公司自治僵局。
诸多实体权利缺乏相应司法救济程序回应程序法与实体法在总体上应保持协调一致，赋予实体权利的同时，应保证相应的诉讼或非讼程序予以救济，否则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可能落空。但公司法在赋予公司法律关系各主体实体权利的同时，民事诉讼法却没有在 2007 年修订时作出呼应。虽然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股东可要求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履行变更登记等权利作出了规定，加大了司法介入力度，以弥补公司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足，但面对大量的公司纠纷，如对股东会召集、高管解任、异议股东回购的股价确认等问题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司法救济手段力不从心。
单一诉讼程序应对复杂纠纷导致程序错位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迅捷，对于公司而言效率是第一位的。但当前的公司纠纷诉讼中，除破产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公司强制清算纠纷为特别程序外，其余公司诉讼都是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审理。 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和传统民商事纠纷相比，由于公司的主体地位、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三者之间经常发生重叠、交叉、制约和混同，当事人制度、诉讼标的、既判力等均有特殊性，[1]在公司诉讼纠纷中其诉请的内容也相对多元，包括诉请作为的如提供会计资料供查阅，诉请不作为的如停止侵犯知情权等。 在制作这类案件的判决书主文时，判决内容无先例可循，不仅要合理确定当事人的义务，还要考虑判决的可执行性，如何作出科学、恰当且无歧义的表述非常困难。[2]
二、理论依托：域外经验与本土国情之结合
域外经验：程序二元分离适用与相互交融的趋势从世界各国现行有关程序制度的分类和设置来看，最为基本的立法规定形式标准无外乎有两个：[3]一是根据审理事件的性质，即案件是否涉及民事权益之争，是诉讼事件还是非讼事件。 二是根据审理的方式、形式，即案件的审理程序是否采用通常的全部程式、形式和方式。在这两个标准中，前者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构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民事诉讼制度分为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两大类型，即程序二元分离适用论。 非讼制度以及公司诉讼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如日本、德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对公司非诉纠纷的处理及程序有较为成熟的立法成果与经验。后者是为了适应解决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民事诉讼程序又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略式程序。随着民事纠纷的形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以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逐渐出现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交融趋势，并形成了所谓的程序法理的交错适用论，许多国家在立法上也逐渐认可了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的交错适用。
本土国情：能动司法与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
笔者认为，在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基础上，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 针对大量的公司纠纷，能动司法和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正是构建公司略式程序的现实动因。
1.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之边界
在我国，坚持能动司法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是司法工作应遵循的运行规律。在公司纠纷中，虽然尊重公司自治是基本价值取向，但公司毕竟没有解决问题的最终权威，所以必须设置有效的外部调节机制，以弥补公司内部运作系统的缺陷。当公司僵局出现时，国家用外部力量介入的主要路径之一是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诉讼权利，使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发动司法救济，从而通过司法介入破解公司治理的僵局。 因此，司法能动介入是必然选择，有利于减少摩擦、促成合作、解决纷争以及约束主体行为。 问题是如何把握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的边界。 笔者认为，公司法属于私法，首先应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司法不能任意加以干预。 惟有公司内部救济用尽时，司法介入才是必要。 同时，司法干预可分为程序性干预和实体性干预，一般而言，法院尽可能不启动实体性干预。如在公司股东会未对股利分配作出决议的情况下，股东的诉求应当是请求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事宜，而不能是请求法院判决利润分配，替代公司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方案。法院的司法活动应当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即法院的任务是告知或者帮助当事人启动该项内部救济程序，而非直接帮助当事人安排权利义务。 法院只在例外情形下才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权利义务的具体安排——进行实体性干预。 这种例外情形通常是公司内部自治失效，公司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平。[4]
2.能动司法在公司纠纷中的具体体现
公司诉讼是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因公司相关利益主体违反公司法律关系中特定的权利义务而引发的适用特殊程序的民事诉讼。[5]当前的公司诉讼是通过裁决纠纷、平息矛盾为公司运行扫除障碍的事后型、间接型作用机制。 对于许多公司纠纷是否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存在很大争议。以股东请求分配利润为例，有的法院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的法院则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对利润分配进行表决，还有的法院根据公司可分配利润与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直接判令公司履行有关支付义务。[6]由于司法介入过于被动，导致大量的公司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因此，在公司纠纷中强调能动司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略式程序，扩大当事人权利的可诉性范围，统一公司纠纷的裁判程序及裁判尺度，凸显司法机制对公司自治的干预。 如果一般诉讼程序保障公司运作不过是出于法院裁判民商事纠纷的天然职责，那么，以特别程序提前介入则更充分体现了法院对公司运作的积极司法支持。[7]因此，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由司法直接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前介入公司纠纷，能够迅速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公司能够迅速恢复正常运行，是能动司法理念在化解公司矛盾中的具体体现。 但该略式程序并不以公司利益主体间权利义务争执的裁判为目标，主要体现为程序性干预，即帮助当事人或强制公司启动内部救济程序。
3.社会矛盾化解之现实需求
当前对于公司矛盾的化解主要依靠公司内部机制的治理和自我调节，但一旦公司内部运转出现问题，内部机制往往救济不力，公司陷入僵局，需要司法能动介入。通过设计简便的程序规则，使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因确定而简化，也使法院既能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又能保证司法公正。 因此，可在选择性借鉴和吸收国外非讼程序处理公司纠纷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特殊性，结合我国的国情及特别程序的规定，构筑本土化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 笔者认为，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虽然都是需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都是司法救济手段，但“非讼”从一般字义理解为“不是诉讼”或“没有诉讼”，且我国目前并没有按程序二元法理将民事诉讼程序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但对于特别程序已有规定。 而略式程序是为了适应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程序，在当前普通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需要而特别设立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更符合我国的诉讼程序划分标准。
三、制度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设计
民事诉讼作为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实现公平与正义是其永恒的追求与最高价值目标，但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同时也要考虑时间、费用等成本因素。 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都试图在司法的正确处理与诉讼成本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努力为各类纠纷设置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1.模式 。 虽然理论界对我国公司纠纷建构非讼程序或特别程序提出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即当事人申请启动非诉程序或略式程序后，由法院依据职权控制程序的推进、证据的调查收集及实体处理。 但笔者认为应采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之模式，其中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在：由当事人申请来启动程序，当事人可以申请撤回，也可以自认或和解、终结诉讼等等。 因为略式程序主要是解决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所拥有的合法的、 没有争议的权利是否符合行使条件，因此，对于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权利，如股东知情权，在股东提出申请后，当然也可以与公司自行和解，也可以放弃；至于确认公司的某种状态，如公司是否应予解散，如果公司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经营期限而使公司继续存续而避免解散，申请解散的股东当然可以撤回申请；对于是否应予清算，如股东已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申请人当然也可以撤回清算申请，不申请撤回的，法院可裁定终结强制清算。 职权主义主要体现在：程序的运行采职权运行主义，即为防止诉讼迟延，提高诉讼效率，一旦受理后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推进?程序事项的处理及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等，应当持积极的干预态度，法院可以依职权加以收集和调查，充分地发挥职权裁量的作用。[8]
2.适用范围。 第一，适用前提。 笔者认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所适用的案件有二个前提条件：一是对申请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无争议，仅是请求行使权利，或是要求确认公司某种状态如公司解散?清算的出现；如对权利有争议，则需要另行通过诉讼程序来确权。二是已经穷尽内部救济程序。目的之一是为了尊重司法自治，避免司法介入不当，二是为了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具体范围。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享有无争议的权利，但行使需要其他主体协助，在穷尽内部救济仍无法解决的，或者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某种状态影响公司存续而需要确认等，可申请通过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寻求司法救济。具体范围包括：股东知情权、股东表决权、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之权利、 股东请求公司决定分配股利或公司剩余财产之权利、 股东优先认缴出资权、股东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或股票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在股东名册中记载为公司股东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之权利、 股东要求公司任免或解除高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存在或撤销公司决议之权利、 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中股价评估申请之权利、 公司要求股东或高管履行公司法所规定的相应义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解散之权利（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除外）、公司清算等等。
3.管辖。 虽然公司纠纷中涉及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纠纷较多，但由于公司特别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时效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公司纠纷纳入专属管辖范畴，规定由公司住所地的基层法院对公司纠纷的第一审案件行使专属管辖权。
4.立案受理。 我国现行的受理案件审查程序实行实质审查制，不仅要审查其起诉要件，而且要部分地审查诉讼的实质要件即审判要件，包括原告的主体资格、法院的管辖权限、法院的受案范围，立案审理程序过于严格。 对于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应采取宽进严出的规则，属于公司法案件特别程序的可适用登记立案制，[9]即只要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形式审查即予受理，进入审理程序。
5.审判组织。 在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中，对于审判组织的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特别程序的审判组织的相关规定，除重大疑难案件需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外，对于一般的纠纷，以独任审判为原则，如登记事项的确认、股东会召集权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等等。
6.程序。 经当事人申请法院登记立案后，进入略式程序。如果当事人所请求事项清楚明确，则无须公开开庭审理，经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如需要核实权利是否无争议?某种状态出现的条件是否具备等，可以给予被申请方异议期间，并根据需要召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举证听证。 如有必要，可决定进行开庭审理。 一般情形下，由申请人就其请求权的存在?公司某种状态的出现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就申请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或某种状态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有必要，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
7.裁判。 裁判方式：第一，略式程序一律适用裁定。第二，请求事项获得支持的，根据裁定发出强制令。 如股东申请召开股东会的请求经法院审查符合召集条件的，则裁定发出强制令，强制公司于规定期限内召开股东会。 第三，请求事项未获支持的，裁定驳回。[10]同时，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赋予上诉权。 一般情况下，基于公司纠纷案件的性质及略式程序的特征，在审级上实行一审终审制。 但如果裁定不当或后来发生情势变更，则申请人或公司均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撤销或变更原裁定。 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发出强制令时申请人具备股东资格，但嗣后股东已转让股权丧失股东资格的，则公司可以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原裁定。 又如对要求召集股东会分配股利纠纷，如因公司提出不分配股利有正当理由而被裁定驳回，但后来当情势发生变更，分配股利的条件已成就时，申请人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重新作出裁定。 但对于某些案件，如因被申请人提出请求权基础不存在或某种状态不存在而被驳回申请的，则应赋予上诉权，同时行使释明权，告知申请人可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确权。
8.救济措施。 经略式程序审理后，或裁定作出强制令；或驳回申请。 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通过上诉或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救济。但实践中可以预测，法院作出强制令后公司或股东不愿执行强制令的不在少数，该如何救济？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公司拒绝提供账册?原始凭证的，股东请求分配利润而被拒绝的，公司拒绝办理变更登记或出具出资证明的，公司拒绝召集股东会的等，笔者认为，申请人可再次提出申请，法院可据此直接作出裁定，强制变更公司登记，撤销股东决议；对于法院无法直接裁定强制执行的，则申请人可据此要求退股或公司解散。



注释: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1]傅郁林：“建构公司法特别程序的初步思路”，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2] “‘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 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3]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4—545 页。
[4]蒋大兴、金剑锋：“论公司法的私法品格——检视司法的立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5]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 页。
[6]“‘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年 3 月 25 日访问。
[7]赵蕾：“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第二条道路——公司特别诉讼的基本程序”，载 《法学论坛》2011 年第 1期。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7 页。
[9]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7—338 页。
[10]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8 页。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