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服务合同规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对《规范电信服务协议有关问题》的评述

王春晖


为了促使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信服务的规范性，信息产业部于2004年10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信服务协议有关问题的通知》[信部电（2004）381号]（下称《通知》）。《通知》肯定了电信业务经营者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与用户签订的各类的服务协议，对规范经营者经营行为、明确消费者有关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但同时指出：在服务协议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部分条款不够公平和规范，对双方的权责利把握不准等，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有可能引发服务纠纷和侵权事件的发生。笔者认为，《通知》对增加电信用户使用电信服务的透明度，保障电信消费者权益，特别是在抑制“霸王条款”方面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下面依照合同法理论，就《通知》的有关内容作简要评述，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关于“协议”与“合同”之争
长期以来，规范电信经营者与用户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合同、业务受理单、业务变更登记单等书面文件，均被称为“电信服务协议”。《通知》也沿用了习惯的“协议”称谓。事实上，70年代以后，“合同”的概念在我国就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协议”则很少为人采用。我国民事立法也主要采用了“合同”之概念。英文的合同“contract”，其前缀有“相反”的意思，突出的是双方权利义务以相反的内容对接；英文中的“协议”是“agreement”，其内容为“同意”的意思。前者强调权利义务的对等；后者则强调一致。因此，合同更能强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将合同与协议分开使用，无实用价值，容易造成用语上的混乱。所以，建议将“电信服务协议”统一改称“电信服务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十五类有名合同， 实质上只有两大类，即移转财产的合同和提供服务的合同；电信服务合同就属于后者。
二、 关于电信服务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1、 电信服务合同的概念
《通知》将电信服务合同定义为：“电信业务经营者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规范与电信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事实上，我国的电信服务合同绝大多数是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出现的。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可见，格式条款最重要的特点是“未与对方协商”。事实上，对《合同法》三十九条之规定的准确理解应该是：格式条款是指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笔者认为，电信服务合同应定义为：电信经营者为了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的，设立、变更、终止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电信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电信用户协商的合同。
2、电信服务合同的主要特征
（1）对象的广泛性。所谓广泛性，指电信经营者的要约行为总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的，而不是向某个人发出的。任何人只要同意要约的规定就可以签订合同。
（2）条款的持续性。电信服务合同的条款一般是经过认真研究拟定的，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有新的规定，一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
(3) 条款的细节性。电信服务合同的要约一般都包含了合同的全部条款，无需也不允许对方在承诺时对要约加以任何的修改。
(4) 当事人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性。一般情况下，电信服务合同的双方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具有较大差别。提供格式条款合同的电信经营者是居于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垄断地位。
(5) 承诺的无奈性。电信经营者拟定和使用的格式条款合同，作为承诺人的用户，在签订合同时只能选择承诺，不允许提出新的要约，否则合同不能成立。因此，在法理上对格式条款合同还称为“服从合同”或“定式合同”，指得就是对方当事人没有选择的基本特征。
正是基于格式条款合同的上述特征，合同法和民法学界无不认为应当承认格式条款合同，充分发挥格式条款合同的长处，同时应对格式条款合同进行必要的规制。
三、 关于电信服务合同订立的原则
《通知》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发展用户时，应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与用户签订电信服务协议，要求做到用户与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权利义务对等”。这一点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大致是相同的，但是考虑到电信服务合同采用了格式条款的形式，因此，电信服务合同的订立，除应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外，还应强调“合理提示原则”。合理提示，是指提供电信服务格式合同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该在提请用户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时采用的方式能起到让消费者注意的作用。 这里的“合理”，指的是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如果不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就可以认定为：不合理。因此，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注意：与用户建立电信服务合同时，所规定的“免责条款”既要在合同文本中明显地标示出具体的内容，又要在合同订立前提请消费者注意，并加以说明和解释。否则，当产生争议时将作出对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利的解释。
四、关于电信服务合同的条款
《通知》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制作电信服务合同时应包括九类主要条款（其中第九类为条为‘保底条款’），即（一）业务经营者及用户的名称或姓名和地址；（二）用户选定的服务项目；（三）基本收费标准；（四）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五）业务经营者做出的服务质量承诺；（六）咨询投诉电话；（七）解决争议的方法和违约责任；（八）订立合同的日期及有效期；（九）须订立的其他事项。
笔者认为以上“主要条款”的规定仅能作为指导意见，只能起到电信服务合同条款的示范作用。道理很简单，即使《合同法》第十二条在规定合同的八类条款时，也没有使用“主要条款”的描述，只是使用了“一般应包括以下条款”的提法。 因为，强调“合同主要条款”的规定有它的消极性，首先，合同的主要条款与普通条款的划分标准有时很难确定；其次，主要条款的规定是对合同成立施加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是否成立的难度增加。 因此，《通知》第三条“电信服务协议应包括以下主要条款”应改称为“电信服务合同一般应包括以下条款”，这样也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另外，在这八类条款中，第四类条款“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中的“责任”应删掉。合同法规定的具体条款主要指民事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合同法中的“责任”主要指法律责任，即由于违反合同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通知》第三条的第五类条款“业务经营者做出的服务质量承诺”，实践中很难具体化。笔者认为，有关电信服务质量指标问题，如装、移机时限、故障修复时限、移动电话入网开通时限、数据通信装、移机入网时限、计费查询，以及通信质量中的计费准确率、网络可靠性、信息传递质量以及呼叫接续时延等，《电信服务标准》 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采用例举的方式规定在电信服务合同中，没有必要。因此，“业务经营者做出的服务质量承诺”应理解为：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通信服务质量应符合信息产业部《电信服务规范》的要求。
关于“合同有效期”的问题，电信服务合同很难做到明确具体。电信服务合同一旦签订，一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履行。由于电信服务合同属于要式合同，以书面形式订立，如果规定有效期，势必存在合同有效期满的问题。那么，合同有效期满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双方同意继续履行，但须重新建立合同关系；一种是终止合同的履行。无论哪一种都应以要式的方式做出，这势必会增加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不难想象，如果约定合同有效期限，电信业务的经营者要与每位合同有效期满，且愿意继续接受电信服务的消费者逐一重新订立电信服务合同，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根本谈不上任何效益可言。实践中，电信用户终止合同或解除合同的权利是任意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终止合同或解除合同的权利是法定的。 因此，电信服务合同“有效期限”的规定，不符合电信服务合同的通常惯例，只要双方持续履行合同，就是合同的有效期间。
五、 关于电信服务合同内容的规制
《通知》对五类合同条款采用了“不得”加以禁止，即（一）限制用户使用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依法开办的电信业务或限制用户依法享有的其他选择权；（二）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违约时，免除或限制其因此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三）规定当发生紧急情况对用户不利时，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不对用户负通知义务；（四）规定只有电信业务经营者单方享有对电信服务协议的解释权；（五）规定用户因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电信服务受到损害，不享有请求赔偿的权利。
笔者认为，电信服务合同内容规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促使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制订电信服务格式合同时，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公平和诚信原则。公平应着重体现维护用户的利益；诚信应重点落实在保证用户利益的实现。事实上，即使有些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其制定的格式合同中约定了上述“免责条款”，但由于其本身违反了公平和诚信原则，也归于无效或可撤销。应该指出，电信服务格式合同中体现的公平和诚信是企业进步、文明和正义的道德观念在行业格式合同上的体现。
六、关于通过公开形式承诺或设定用户义务的问题
《通知》第六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合同外通过书面形式或大众媒体方式公开做出的服务承诺，自动成为电信服务协议的组成部分，但其中为用户设定的义务，未经用户同意的，不得成为服务协议的组成部分。”该条的中心内容为，对用户有利的“公开承诺”自动成为电信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用户不利的“公开承诺”（为用户设定的义务）, 未经用户同意，不能成为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该条与《通知》的第一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发展用户时，应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与用户签订电信服务协议，要求做到用户与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权利义务对等。”相互冲突，也有悖于《合同法》权利义务一致的公平原则。
首先，以广告等形式的公开“承诺”不是合同法意义上的承诺，应视为要约邀请。只有符合《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才能视为要约，否则，“自动成为电信服务协议的组成部分”将无从谈起。
其次，如果通过广告或公告形式为用户设定义务，只要符合《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中央信息产业政策，应成为有效法律行为。由于电信服务合同中的电信业务的使用者是不特定的多数，电信业务经营者在电信产业政策发生变化，必须为用户设定合同义务时，只能通过广告或公告的公开形式做出。如果要争得每一位用户的同意，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现实中，大多格式条款的变更，均采取公告的方式做出。笔者认为，电信服务合同在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和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上都应有所作为。
七、 关于电信服务合同解释的效力
多数电信服务格式合同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单方享有对电信服务协议的解释权。这样的规定与合同立法精神是相悖的。电信服务合同是电信业务经营者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的，它不是为特定的相对人拟定的，而是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拟定的，因此电信服务格式合同的解释所依据的原则应当具有其特殊性。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电信服务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按照以下三种原则予以解释：
第一、通常理解解释原则。对电信服务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里的通常理解，是指对合同中的某些知识或术语，即使电信消费者不甚理解，也应按照电信服务合同适用的平均的、合理的理解进行解释。
第二、不利于条款使用人解释的原则。对电信服务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此种解释原则导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的解释原则，后来为法学界所接受。 由于电信服务格式条款的特殊性，《通知》指出：若服务协议中部分条款存在歧义，可以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时，以有利于电信用户的解释为准。这一点与《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这种解释原则，其目的在于保护电信服务格式条款的相对人——消费者。
第三、非格式条款优先原则。当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里的非格式条款，是指格式条款之外插入的一些条款，如手写条款、附加的印刷条款等。由于这些条款是为了排除一般条款制定的，故其效力应优于一般条款。
八、关于电信服务合同规制的若干建议
综上分析，依照《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信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结合《通知》的要求，对规制电信服务格式合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制定电信服务格式合同时，一定要贯彻公平、诚信和保护用户利益原则。特别是诚信原则，是制定电信服务格式合同关键原则。在电信服务格式合同中确立诚信原则有三大功能：1、 确定行为规则。诚信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确定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2、平衡利益冲突。在与用户发生利益冲突时，诚信原则能协调当事人的利益，做出平衡的选择。同时，诚信原则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充分尊重用户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损害用户和社会的利益。3、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诚信原则具有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的功能。在法律、法规和合同缺乏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执法者或司法机关将根据诚信原则，准确地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
另外，在电信服务格式合同的制定过程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主动征求消费者组织、电信服务消费者代表以及电信主管部门的意见，必要时以听证会或问卷调查的方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对电信服务格式合同的意见，切实维护电信服务格式合同的合法、正义和公平。
第二、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在制订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时，应体现企业合理化经营所必须的免责，以避免企业遭受偶发或无法负担的损失为限，法律、法律对这种免责条款的有效性应有所作为。
第三、电信服务合同格式条款的制作者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用户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提请注意是格式条款合同的提供者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义务。电信经营者在拟定格式条款合同时，应对免除或者限制性条款做出专门的提示性规定。同时，提供格式条款合同的电信经营者，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第四、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合同外通过书面形式或大众媒体方式公开做服务承诺时，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做出。切实能做到的服务予以承诺，不能做到的决不做，坚决杜绝虚假承诺。即使能做到的服务，向社会承诺时，一定要明确、具体，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电信产业政策和公俗良序原则。
第五、采用电话卡、充值卡等简单凭证方式确立的电信服务合同，属于格式条款。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在凭证制作时详细描述使用规则和注意事项，对于“免责条款” 、“限制性条款”以及 “有效期”等应做出明显的提示性规定，并在出售时以合理的方式提请用户注意上述条款。如果凭证未包括服务合同中的一些关键性条款，例如电话卡出售时的折扣等 一些与用户产生直接利益的条款，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在凭证外与用户专门约定。




仲裁案件在审理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张煊


　　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和《调解仲裁法》的正式颁布，劳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劳动仲裁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成倍数增长。Xx县作为人口大县，且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集中， 2009年的案件也较往年有所增加。在2009年本人作为仲裁员审理的案件中，以社会保险、解除劳动关系及相关经济补偿作为申请请求的案件的劳动争议案件偏多， 现在对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作以下几点思考：
　　在某申请人诉某砖厂劳动争议案中，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工作卸砖时，因车胎突然爆裂导致车辆侧翻，造成申请人受伤 ，造成申请人贰级伤残。申请人要求按《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一次性处理，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工伤待遇共计1218283.11元。被申请人则认为申请人系农民工，伤残等级鉴定为贰级，现申请人要求一次性处理工伤待遇，应适用川劳社办（2004）76号文进行处理，况且《工伤保险条例》没有针对农民工贰级伤残的一次性处理条文。另根据川府发（2003）42号文第十条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机动车事故伤害，按《条例》被认定为工伤的，受伤害职工应该先解决交通事故部分，交通肇事方赔偿不足部分，才应由被申请人方补差。车辆肇事方前期已向申请人支付了一部分赔偿款，被申请人应在此款范围之外进行补差。另交通肇事一案申请人已撤诉，导致加重了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应继续向车辆肇事方主张赔偿。当我拿到这个案件时，首先看了下申请赔偿额1218283.11元，把我也吓了一跳，针对工伤伤残赔偿上百万的应该算是天价赔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还是在申请人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了问题，而且在申请请求上出现了矛盾之处，既要求按《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又要求进行一次性处理。因为《工伤保险条例》对于一至四级伤残没有一次性处理的条文，只有保留劳动关系，按月支付伤残津贴的规定。川府发（2006）第19号文也规定因工受伤的一至四级伤残农民工，可选择一次性支付及长期支付方式。选择的权利法律是赋予劳动者了的，而劳动者选择要求一次性处理，而且本案中的申请人又属于农民工，只能按照专门处理一至四级伤残农民工一次性工伤待遇的川劳社(2004)76号文来作为法律依据。依据(2004)76号文，最后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工伤待遇383785.11元。另本案还有一个争议焦点即申请人因交通事故所受伤害为工伤，申请人是否必须等到交通事故一案执行终结，交通事故责任方确无赔偿能力，剩余赔偿部分才由被申请人承担补差的责任。根据川府发（2003）42号文第十条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机动车事故伤害，按《条例》被认定为工伤的，如第三方责任赔偿低于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或因其他原因使工伤职工未获得赔偿的，用人单位应按照规定补足工伤保险待遇。申请人在受伤后并未放弃向第三责任方主张权利，而是积极的向法院起诉，并在责任第三方处获得了一部分赔偿，现在第三方确已无赔偿能力，申请人后撤诉，属于因其他原因致使工伤职工未获得全部赔偿的情形，所以不存在被申请人辩称的申请人放弃了权利，导致加重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申请人应继续向车辆肇事方主张赔偿的问题。申请人既然向责任第三方主张了权利，申请人确因责任第三方无法赔偿能力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应该对工伤职工未获得的赔偿进行补差，被申请人则保留向责任第三方进行追偿的权利。
通过此案，让我们知道，不论是维权当事人，当事人的代理人，还是司法工作者，在共同参与一起法律案件中，都要以法律依据为准，这样才能以付出较少的成本方式达成一种较好的法律效果。本案裁决下来申请人最终拿到的赔偿款与申请人的预期差距比较大，申请人可能难以接受，但按照法律规定这又是申请人应该得到的赔偿数目，这也给申请人以启示，在进行劳动仲裁前一定要找准法律依据，不然会付出更多的成本。虽然现在劳动仲裁案件不收费，但作为法制社会中的公民，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原告方一般是要垫付诉讼费的，而诉讼费的多与少是跟诉讼标的，即请求的金额是成正比的，要求的越多，成本也就越高，如果当事人请的有代理人的话，代理人的收费也与诉讼标的额成正比，这样变相的会增加维权成本。另劳动者相对于企业来说属于弱势群体，在维权上相对于企业来说难度也更大，针对本案来说，劳动者是因为交通事故而造成的工伤，是属于一个法律事实导致了两种法律关系，一个是民事上的侵权责任关系，一个是劳动争议上的工伤待遇法律关系，而现在的法律未明确有双重赔偿的条文规定，即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是一种补差的赔偿规定，若第三方责任赔偿低于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或因其他原因使工伤职工未获得赔偿的，用人单位应按照规定补足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可能觉得对自己来说，这样的规定不公平，因为毕竟造成劳动者伤害的原因不是自己造成的，劳动者将用人单位作为被申请人，要求其进行赔偿，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劳动者毕竟是在为被申请人工作，是在为被申请人创造劳动成果和价值的时候受的伤，被申请人从中受了益，应该有一种保障劳动者劳动安全的义务，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理应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被申请人应该在责任第三方赔偿不足的范围内承担一种法律上的补充责任，至于被申请人的损失，可以继续向责任第三方进行追偿，这正是法律更高层次上的一种公平正义理念的体现。因为劳动者作为个人，在维权程度上相对于企业来说难度更大，付出的成本也越高，若劳动者只能向直接责任第三方要求赔偿，在第三方没有赔偿能力的前提下，劳动者不但身体上造成了残疾，还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这样不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且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也不利，毕竟劳动者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用人单位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是一个非个人的集合体，在资金及维权能力上都较单个的劳动者个体有更大的优势，且劳动者的工作为用人单位创造了劳动价值，用人单位本就有维护劳动者劳动安全的法定义务，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应得到最大的保障，用人单位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继续保留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而不能将所有的法律风险全转嫁在劳动者身上，这也是《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作为社会法适当向劳动者政策倾斜以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