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强化合议庭职责的思考
白山云

　　　　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基本组织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除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刑事、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合议庭审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所有行政案件都由合议庭审理。可见在我国大量的案件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依照法律规定，除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外，多数案件也由合议庭审理后作出裁判。
　　当前，在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积极推进司法工作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任务中，强化合议庭职责，充分发挥合议庭在审判案件中的职能作用，对人民法院提高审判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对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就强化合义职责问题进行认真探讨。
一、影响合议庭发挥职能作用存在的问题
　　从审判实践看，影响合议庭发挥职能作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层层汇报、请示，合议庭对案件的裁判权范围过小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基本上实行的是行政领导对案件负责制，而不是法官负责制。合议庭对其审理的案件多数要向庭长、院长汇报，有的要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个别的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这种作法的发点是为了对案件质量负责，防止由于法官的业务能力不高或其他原因造成错案，实践中也对一些案件的质量起到把关作用。但是弊端很多：其一是于法无据。我国三大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没有规定向庭长、院长汇报案件和向上级法院请示案件的程序、作法。审判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包括每个环节、步骤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这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实体公正的必要条件。案件层层汇报、请示的作法，有悖于合法性的原则。其二是违背了有关程序原则。为确保案件公正审判，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有关审判案件程序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审判原则、直接审理原则、回避原则、二审终审原则等。庭长、院长和上级法院不参与审理案件，却要对案件的处理作出决定，违背了直接审理的原则；对案件有权作决定的人不公开，使当事人无法全面行使回避权，违背了公开审判和回避原则；一审判决前，上级法院已对案件的处理作出决定，导致当事人上诉引起的二审程序流于形式，实质上将两审终审变为一审终审，违背了二审终审原则。其三是弱化了法官的独立精神和责任心。由于案件要层层汇报、请示，法官在审判案件中遇到难题，不是通过钻研法律，学习相关知识，研究案例，提出见解和处理意见，而是“勤请示，勤汇报”，把难题留给领导，久而久之，形成“法官管事实，领导管判决”的习惯，法官缺乏提高自身水平的压力感和自觉性。其四是拖延了案件审限，影响诉讼经济。案件层层汇后、请示，既占用了承办人的工作量，又增加了庭长、院长和上级法院的工作量，拖延了案件审限，浪费了大量宝贵的人力资源，其五是不利于错案责任制的落实，案件层层汇报、请示，经过多人定夺，一旦发生错案，就成为“人人负责，人人无责”的局面，错案追究难以落实到具体人。
　　(二)合议庭责任不明确，存在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审而不判的现象
　　陪而不审主要表现为庭审活动主要由承办人主持，其他合议庭成员庭审时不专心，甚至看其他案件的材料。承办人不是审判长时，审判长也只是在交待合议庭成员、当事人权利时主持一下，其他法庭调查、庭审辩论等均由承办人主持。
　　合而不议主要表现为，其他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存在的问题不愿花精力思考，一般是附合承办人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时，也很少认真阐明理由，更有甚者合议庭根本不聚在一起评议，而是承办人将自己的处理意见分别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打声招呼就算评议了。
　　审而不判表现为，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承办人拟写的裁判书不审阅，只签个名字，有时连名安都不签，承办人就将裁判书送庭长、院长审核。
　　(三)部分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缺乏独立公正裁判案件的能力。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王怀安对中国法官的现状评价是“数量多、素质差、权力小、待遇薄、地位低”1。目前，确有一部分法官综合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低，加上长期形成的依赖思想严重，不能、不敢或根本不愿意对案件的裁决独立承担责任。因此，把裁判案件的权力完全交给法官，难免有不放心案件质量的顾虑。造成这一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长期实行的行政领导负责制，影响了法官的选配和素质的提高。
二、如何强化合议庭职责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影响合议庭发挥职能作用的问题，强化合议庭职责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还裁判权于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
　　事实证明，长期以来实行的案件层层汇报、请示的作法，是影响合议庭发挥职能作用的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必须改革。肖扬院长在1998年年底全国法院院长会上指出：“要改变每个案件都层层审批的作法，逐步扩大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权，逐步做到除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外，其他案件均由合议庭审判，逐步做到庭长、院长不审批案件。”这就指明了取消案件层层汇报、请示制度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人民法院最终要做到不向庭长、院长汇报案件，不向上级法院请示案件，案件主要由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既审又判。同时，也反映出在改革方式上要逐步进行，这是考虑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还不能适应全面改革的需要，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还需循序渐进。
　　当前，北京市各级法院就还裁判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的法院进一步缩小了向庭长、院长汇报和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将大部分案件的裁判权交还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有的法院对法官实行考核上岗，按业务素质和能力将法官分成等级，分别授权审判不同难易程度的案件；有的法院挑选业务素质和能力较高的法官担任合议庭的主要法官(或固定审判长)，试行主审法官负责制，该合议庭的案件不再向庭长、院长汇报，如果合议庭认为案件重大、疑难、复杂，难以作出决定，通过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还有的法院因人授权，对业务能力较强的法官承办的案件，不再向庭长、院长汇报，等等。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都起到了还裁判权于合议庭，强化合议庭职责的效果。但究竟哪一种方法更好，还有待于进一步试行、总结、论证。在现阶段，既加快改革步伐又保证案件质量，向庭长、院长汇报的案件应因案因人而异，不宜一刀切。因案主要考虑以下几种案件可以向庭长、院长汇报：1因法律和司法解释不明确、不具体，案件适用法律存在疑难问题的；2合议庭对案件的处理形不成多数意见，或少数意见理由比较充分，合议庭难以做出决定的；3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人主要考虑综合适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低的和群众反映有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嫌疑的个别法官所承办的案件，庭长、院长还应适当把关。
　　关于合议庭和审委员的关系，应该逐步减少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应限于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重大疑难问题，或者合议庭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极不一致，形不成多数意见的案件。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提出案件交审委会讨论的权力在合议庭，而不在审委会。审委会不宜硬性规定哪些案件必须交审委会讨论决定。从长远看，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是否合适也值得探讨。审委会成员在不参与案件审理的情况下，仅听承办人的汇报就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出意见作出决定，不仅在程序上违反直接原则和回避原则等，而且在实体上也难免有失偏颇。对特别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由多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这样既保证了案件质量，又避免了审判分离的作法。
　　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汇报、请求案件的作法同时，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保证案件质量：
　　第一，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院长、庭长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取代听汇报所起的“把关”作用。
　　第二，各法院可由资深法官或法学专家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法官在审判案件中遇到适用法律方面的难题，可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通过向法官提供有关参考资料或个人见解，帮助法官理解法律。
　　第三，最高法院及时制定司法解释，编辑案例，对全国法官适用法律提供指导、帮助。各法院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审判中的问题、经验，提出适用法律应注意的问题和意见，评析新型和疑难案例，提高法官的业务水平。
　　第四，加强对案件质量的检查、指导。庭长、院长不听汇报，不等于不管案件质量。庭长、院长可以通过旁听公开审判、定期检查法律文书、诉讼卷宗等工作，了解本部门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讲评，组织经验交流，讨论疑难案例等方式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办案质量。
　　(二)确立审判组织独立的审判观念
　　长期以来，我国强调的是法院独立审判，即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提倡或确立审判组织独立审判观念。这一作法与国际通行的独立审判原则的要求不相符，至少没有全面体现独立审判原则。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和其他有关文件以及国际通行的作法认为，独立审判包括法院集体独立(也称外部独立)、法院内部独立、法官实质独立、法官身份独立等内容。法院集体独立是指审判机关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的独立，它要求扩大审判机关参与自身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范围，如对法院财务作出预算，维持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监督和决定法院的人事任命事项等。法院内部独立主要指法官在执行审判职务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事(不包括合议庭成员)和上级法院。法官实质独立是独立审判的核心，是指法官或审判组织在审判案件中不受任何影响、干扰、干涉、控制、压力和影响，只根据宪法和法律独立作出裁判。法官身份独立指法官执行审判职务的任期和条件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以确保法官个人不受行政机关的控制。这四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构成独立审判原则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其中，法官实质独立和法院内部独立强调的是法官独立审判。
　　当前，在我国确立审判组织独立审判的观念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符合法律规定精神，有利于体现司法公正。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有三种审判组织形式：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案件应由合议庭、独任庭审理后直接作出裁判，只有极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通过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绝大多数案件由法官(包括合议庭)直接审理作出裁判的情况下，确立审判组织独立审判的观念，不仅与法律精神相一致，而且有利于体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其中程序公正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审判组织独立审判能够体现直接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回避原则、二审终审原则等一系列程序原则，保障程序公正，从而体现司法公正。
　　第二，有利于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和责任感。独立精神是法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正确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将裁判权还于合议庭、独任审判员的情况下，法官树立这一精神尤为必要。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2法官要依靠他对案件的判断能力，依靠他对法律的理解，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就需要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还需要遇到外界干扰时，能够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依法办案。确立审判组织独立审判观念，有助于法官培养和锻炼独立精神和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能力。
　　第三，有利于提高独任庭和合议庭的整体水平，保证案件质量。独任庭是由独任审判员既审又判的，强调审判组织独立审判，无疑会增强独任审判员的责任感，提高工作质量。合议庭是由多名法官或人民陪审员组成的，是审判工作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良好组织形式。合议庭的每位法官或人民陪审员加强了独立精神和责任感，就能够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发挥集体的智慧对案件作出正确裁判。
　　第四，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强调审判组织独立审判与国际上强调的法官独立审判，虽然略有区别(主要是审判委员会作为审判组织讨论决定案件的处理问题上)，但是在我国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由独任庭和合议庭既审又判的情况下，强调审判组织独立审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强调法官独立审判。
　　(三)实行合议庭负责制
　　合议庭审判案件的质量，究竟是审判长(主审法官)负责好，还是承办人负责好，或者是合议庭共同负责好?目前，还难以作出定论。笔者个人看法倾向于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即由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质量负责。首先，合议庭成员参加了庭审，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质证、辩论，对案情了解，有条件对案件质量负责；其次，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时都要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合议庭作出的决定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每个成员的意见份量是相同的。因此，合议庭成员有义务对自己发表的意见负责任。再次，裁判文书署名是合议庭全体成员，这表明合议庭所有成员都对案件的判决负有责任。总之，强调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质量负责，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有利于加强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感，相对于审判长(主审法官)负责制和承办人负责制更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保证案件质量。
　　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合议庭成员要固定。全部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其成员至少要在一年内固定(有利于考评)；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应在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考虑陪审员的法律知识不足，合议庭最好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法官。
　　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如何落实考评、奖惩制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的考评、奖惩制度是以承办人的办案数量和质量为主要标准进行的，合议庭的其他成员在合议庭中的工作量和所起的作用，基本上不考虑或考虑不够。案件发现差错时，也主要追究承办人的责任，扣发承办人的奖金，与其他合议庭成员关系不大。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就要首先以合议庭的办案数量、质量进行考评、奖惩，评立功、先进也要以合议庭为单位，然后合议庭内部再进行评比。同时错案追究责任也要以合议庭为主要追究对象。对大家都没有发现的错误，合议庭成员要共同负责。对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有争议的，提出错误意见的成员要多承担责任。但对陪审员，除因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发表意见错误外，一般不应承担错案责任。
　　(四)健全对法官的考核、监督机制
　　在还裁判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法官的考核和监督。这是保障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势必造成审判权的滥用，导致司法不公正。对法官的考核、监督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现有法官按基本上能够独立审判案件的标准进行政治品行、业务能力的考核。对素质较低，基本上不能独立办案的，要改作法官的助手或进行培训，待以后考核合格后，再担任法官。
　　其次，要严格担任法官的条件，对新任法官，要按照上述标准严格把关，除通过资格考试外，担任法官前，还应进行为期各一年的岗前培训和在基层法院的见习。
　　再次，要加强对法官的道德品行、业务能力的日常考核和案件质量的监督。要充分利用再审或二审改判、发回案件中发现合议庭办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学习，提高业务能力，对群众通过旁听公开审判或其他途径反映法官品行、能力的问题，经过核实、分析后，给予批评、教育，帮助提高素质。此外，还应对合议庭的庭审和裁判文书质量进行考核、评比，对不合格者采取脱岗培训等措施。
　　最后，还应加强对法官的培训。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要规范化、制度化，保证每个法官每年得到一定时间的培训；同时培训的知识面应广一些，除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应包括审判案件的技能、审判案件常遇到的相关知识(如财会知识、审计知识等)等内容，法官可以根据需要选报培训的内容，由法官培训中心负责安排。
　　
　　
　　注：
　　1见《人民司法》1999年第6期第3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7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伪证罪的分析与认定

郭辉


　　如何确定伪证罪，是司法实践中一大难题。根据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的经验总结和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在兼顾公正与效率情况下，应从立法上进一步对伪证罪予以明确、细化和完善。
　　犯罪嫌疑人甲是一个国有公司的经理，他利用职权将9000元公款据为已有。在检察机关讯问过程中，甲辩称其将9000元作1997年年终奖金，在副经理、司机及其本人三人中分了。副经理及司机表示在1997年年终并没有收取过年终奖金。根据副经理、司机的证词和其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以贪污罪将甲移送起诉。在起诉过程中，副经理和司机在律师和起诉部门取证中表示：甲将该9000元公款作1997年年终奖金在三人中分配，副经理和司机从中分得3500元和1700元。检察机关再次取证中，副经理承认自己在侦查过程中所说的是实话，不过考虑到甲可怜，就为其作了伪证。而司机则外逃。基于这份证词和其他相关证据，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对甲作了有罪判决。甲不服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副经理再次向律师、法院作证称：其知道甲将9000元公款在三人中分配一事，并称自己分得3000元。检察机关又向副经理取证，副经理再次表示自己作了伪证，而作伪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同情甲。
　　针对这个案例，我们提出以下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果副经理坚持其伪证行为，司法机关能否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如果副经理知道司机的下落，但在司法机关取证时谎称不知道，那么这种行为会构成伪证罪吗？三是如果副经理在司法机关取证中保持沉默，我们应当如何认定其行为？
　　一、副经理伪证行为不会构成犯罪
　　(一)副经理伪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针对第一个问题，司法实践所能给出的答复是：如果副经理坚持其伪证行为，那么司法机关将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伪证罪的规定可以看出，证人构成伪证罪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观上意图陷害他人，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二是主观上意图隐匿罪证，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那么，我们从本案的两个阶段来分析副经理的行为是否会构成犯罪。
　　在副经理第一次作伪证时，甲正处于起诉阶段。假设副经理隐匿甲罪证的行为得逞，甲将极有可能因无罪而免诉。在这种情况下，甲既然“无罪”，副经理当然不会存在“隐匿罪证”的行为，从而司法机关不可能以伪证罪第二种情况来对副经理立案侦查；对伪证罪第一种情况而言，副经理会有许多理由来说明其在侦查阶段的证词不会是“意图陷害”甲，甲也会证明副经理不会“意图陷害”他。这样，司法机关将不可能以伪证罪第一种情况来追究副经理的法律责任。所以，在副经理第一次作伪证时，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其形成突破，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甲会“无罪”，而副经理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副经理第二次作伪证时，甲已经一审宣判有罪并判刑，该案正处于二审期间。假设副经理的伪证行为得逞且其一直坚持其伪证证词，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甲同样极有可能因“事实不?[，证据不足”而最终被判“无罪”。司法机关仍不能以伪证罪第二种情况来对副经理立案侦查；当然，基于甲因副经理的证词被一审宣判有罪，可以考虑按照伪证罪的第一种情况来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这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因甲被判无罪，检察机关将处于相当的压力之下，如果再追究副经理的伪证行为，会使检察机关面对更大的压力。所以，在副经理第二次作伪证时，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其形成突破，那么，甲将会“无罪”，副经理也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因此，就本案而言，副经理的伪证行为可以认为没有任何风险，伪证罪的规定在本案中，将无法适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副经理承认了自己的伪证行为之后，他反而有可能因伪证罪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伪证罪内在的不完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是因为新刑法在伪证罪的规定上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从根本而言，作伪证的目的不过是致人以罪和使犯罪人脱罪这两种。企图致人以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一种情况“意图陷害他人”，使犯罪人脱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隐匿罪证”。虽然这是伪证者的主观目的，不过，如果将其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在刑法中界定出来，就会在司法认定中引起问题。例如：就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而言，当刑法将“隐匿罪证”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来规定时，就将伪证罪与伪证人企图证明的犯罪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伪证所针对的犯罪被法院认定之后，伪证罪才成立。所以，这种联系本身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中它使伪证罪难以认定。
就本案而言，副经理的证词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将是对证明甲贪污行为的最有力证据，即：副经理如实作证，就将认定甲将9000元据为已有，甲构成贪污罪；副经理作伪证，就将否认甲将9000元据为已有，甲“无罪”。所以，当副经理作伪证后，就将面对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在检察机关询问时，承认自己的伪证行为，从而甲构成贪污罪，自己构成伪证罪；二是在检察机关询问时，否认自己有伪证行为，坚持伪证证词，则甲“无罪”，自己亦“无罪”。基于目前伪证罪规定造成的这种选择，不仅使伪证人在实际上无可选择，也使检察机关在取证上难度加大。
　　(三)、思考与借鉴。伪证罪在客体上是妨碍司法秩序的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伪证行为人的行为只与其是否故意作伪证有关，至于这种故意的目的是什么，并不会使这种行为的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如果将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对司法机关不实陈述”为要件，主观方面只以行为人“故意”实施伪证行为为要件，应更符合伪证罪的实际。
　　国外的一些立法提供了借鉴。《法国刑法典》第434-13条规定：“向任何法院或者向任何执行另一法院之委托办案的司法警察官员宣誓作伪证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但如作伪证的人在预审法院或判决法院作出终结审判程序的裁定之前，自动撤销其证明者，不罚”i。《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1条规定：“(1)、在适用第(3)款之前提下，任何人明知其陈述不实，仍意图误导，以誓言或庄严声明，宣誓书，庄严声明或证词或口头形式，面对经合法授权可听取证据者作不实陈述，为伪证罪。(2)、无论是否于司法程序中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均适用。(3)、对未经法律特别许可，授权或要求的作证者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不适用”。上述国家关于伪证罪的规定，都以伪证者“宣誓伪证”或“不实陈述”作为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伪证者故意作伪证为其主观方面，从而不将其与伪证所针对的犯罪相联系。法国刑法还规定伪证人自动撤销伪证的，不罚，以鼓励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免除了伪证人在作伪证之后的两难处境。
　　从法理而言，伪证是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在界定伪证罪时将其与伪证针对的犯罪区分开，这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就笔者前述案例而言，如果刑法中规定以“证人不实陈述”为构成伪证罪的客观要件，以行为人的“故意”为主观要件，那么，无论该副经理在起诉和二审中如何作伪证，是否坚持其伪证都不会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其以伪证罪立案侦查；如果刑法中进一步规定“在法院判决前，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的，不罚”，那么，这将促使该副经理尽快改正其伪证行为。
　　二、“不实陈述”的含义
　　前述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副经理知道司机的下落，但在司法机关取证时谎称不知道，那么这种行为会构成伪证罪吗？这个问题的涉及到伪证罪中“不实陈述”iii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包括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和法院判决活动。这些活动必然要通过询问知道案件事实或知道与案件有关事实的证人来达到查明案情的目的。所以，证人作证的义务，既包括对案件事实作证，也包括对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作证。而证人无论对上述任何一点作伪证，都是没有尽到其法定义务，必将妨害司法机关的活动，从而构成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如果针对的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或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则构成犯罪行为。法国刑法典第434-12条专门规定：“公开承认自己认识重罪或轻罪之罪犯，但拒绝回答法官就此向其提出的问题的，处1年监禁并科10万法郎罚金。”iv从这一条文可以看出，法国刑法不仅认可证人必须就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如实作证，而且还专门就犯罪嫌疑人问题做出专门的规定，将其从伪证罪中分离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实陈述”是行为人针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或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故意做出的违反客观事实的陈述。
　　三、证人、沉默权、拒绝作证权
　　前述第三个问题，就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证人拒绝作证的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作证可能出现的情况，除如实作证、作伪证外，还有拒绝作证。拒绝作证体现为在司法机关取证过程中，证人以保持沉默、公然拒绝作证等方式不履行其作证的义务。证人拒绝作证，当然不是作伪证，不过，这同样也是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它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在此作一探讨。
　　沉默权是西方国家无罪推定体系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尊重犯罪嫌疑人在作出陈述方面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要求司法机关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不因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或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而使其承受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所特有的。而证人，则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都要求其必须如实作证。我国刑法中，证人必须如实作证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证人必须把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全部如实告诉司法机关，可见作伪证、拒绝作证都是违法行为。
　　西方国家除规定了证人必须如实作证及伪证罪外，对证人拒绝作证还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条规定：“(一)证人无法定理由却拒绝作证、宣誓的，要承担因拒绝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交纳罚款时易处秩序羁押。(二)为了强制作证，也可以命令羁押，但羁押时间不得超过本诉讼审级程序的终结时间，也不得超过六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07条也有着相类似的规定。
　　当然，西方国家在规定证人必须如实作证的同时，还赋予了证人拒绝作证权，其基本内容为犯罪嫌疑人的配偶、订婚人或其他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神职人员可拒绝提供忏悔者的秘密，辩护人、医生可拒绝提供因职业获知的秘密等等。这些规定是西方国家基于对家庭、职业的利益、价值的考虑而设立的，与沉默权相区别的，与证人作证义务相配套的，建立于“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之上的法律规定。因此，它并不适合于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证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不能以沉默等方式拒绝作证的。当然，为了使因此证人不能拒绝作证。当然，为了使我国司法机关在取证过程中能够更有效率，应当把证人拒绝作证的刑事责任以及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和经济措施予以配套，并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
　　四、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建议我国刑法对伪证罪的构成要件作相应的修改，以“对司法机关不实陈述”为伪证罪的客观方面要件，以“故意”实施该行为为主观要件，并且规定“在法院判决前，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的，不罚”。此外，增加证人拒绝作证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对证人的保护措施、经济措施的规定。相信，这可以使伪证罪的立法更为完善。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