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进化论纲(二）

尹振国


第二部分 刑罚的起源与进化

一、刑罚的起源

　　“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其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15] 所谓源是事物的起源和根本,刑罚的起源是指刑罚从何而来，刑罚是怎样产生的.还未形成定论。我们不能重现历史，只能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实物来推测历史。我们理解刑罚不仅要看它的现实意义，还要寻找它的起源，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不过还是有很多学者做了尝试，而且不乏真知灼见。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国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夏朝，根据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多年来，禹刑一直被法制史专家认为是中国乃至是世界上最早的刑罚。但最近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尧舜时期的古城，将国家的起源大大提前了，刑罚的起源时间问题也随之提前。[16] 关于刑罚何时产生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讨论，本文着重研究刑罚的起源或者原初状态。

(一) 西方关于刑罚起源的观点：

1、社会契约说
　　该观点认为，刑罚产生于人们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为了获取更大的自由，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社会，当人们犯罪时，作为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国家，就对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剥夺其以契约的方式割让给社会的一部分权利。正如贝卡利亚所说：“原始人类，本属战争状态，只因为人们后来都厌恶战争而向往和平，才各自就天赋自由之权利中，割让一部分，以契约的方式交给他人（即主权者），并让其承担保护职责。于是，主权者对违反契约者有了刑罚之权。”[17]

2、刑罚源于神说
　　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刑源于天说相似，在外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刑罚源于神说的观点。如：古希伯莱最初的法典即《摩西法典》包含着刑罚的规定，而根据有关的记载，《摩西法典》不是人为法，而是神法，其源于耶和华神降世后授予摩西的刻在石板上的《十戒》。由此可知，在希伯莱人看来，刑罚源于耶和华神之手。又如《汉谟拉比法典》序言中宣称该法典的制定者汉谟拉比自称是太阳神的后裔，是众神之王。[18] 显然，汉谟拉比是在宣称其刑罚权是神授予他的。同样，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也含有某些关于刑罚的规定。而该法典的第一、二章具体描述了该法典是在自在神摩奴主持下创制的并竭力渲染婆罗门教徒学习的宗教法所蕴含的规范的神圣性。[19] 很显然，按该法典的主张，古印度的刑罚也是神的产物。
3、原罪说
　　原罪说源于《圣经》里的宗教故事，是说人类的祖先犯了错，人类的后代都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留在人间生活是接受上帝的惩罚。[20]
4、复仇说
　　认为刑罚是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惯演化而来的。“刑罚产生于复仇，被醇化的复仇就是刑罚。”[21] 复仇是人的一种本性，也是动物的一种本性，其构成原始人类复仇习惯的动因，与此相适应，在关于刑罚是由复仇习惯演化而来的主张中，必然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满足人类本能的复仇欲望是刑罚之所以产生的动因。
　　所谓的复仇，即是以被害之状态，还诸侵害者之自身或其家族，私人权利遭到侵害，出于自救，有复仇的习俗，通行于族与族之间。至于族之内部，则由族长实施制裁，不许私人相互报仇。复仇作为原始刑罚的表现形式，等同于与外族斗争或团体之间的械斗。马克思指出：“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反它的生存条件（不管是些什么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李斯特也曾说：“那种认为刑罚起源于表现复仇的某个个人生存本能的观点应该更正。血亲复仇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反应，而是作为法律和社会的反应，是对破坏社会共同利益的反应，起初的刑罚只是对反社会行为的社会性反应（自我维护）。”
5、社会自卫反应说
　　此说认为，刑罚起源于社会防卫的需要。因此刑罚史的起点和人类共同生活的起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自从有了社会就开始有了刑罚，只要有社会的存在，刑罚就必然存在。防卫社会说认为刑罚是永恒的。马克思指出：“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反它的生存条件（不论是些什么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
6、刑罚源于维护社会秩序需要说
　　此说认为，刑罚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产生和发展的。此说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边沁和龙勃罗梭。边沁认为：“社会秩序，端赖国家维持，国家为维持社会秩序计，所以有行使刑罚之必要。” [22]龙勃罗梭认为：“社会为物，受进化论之支配，是则社会为己身进化起见，对于侵犯其生存之犯罪人，有压抑之必要，刑罚权即从此必要而生。” [23]
7、刑罚产生于禁忌
　　远古时代，由于人类尚处于蒙昧状态，生产力低下，智识未开，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经过世代人的共同经验，发现某些不可为之的行为，如血亲通婚等，有碍于氏族的共同利益，因而予以禁止。违反者，将受到惩罚。进入文明时代，又将违背社会生存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罪行仅仅是指集体意识所禁止的行为。[24]
8、刑罚源于国家说（阶级斗争说）
　　该说认为刑罚起源于国家。国家说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的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国家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后的产物，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形式的法律，当然也是在国家出现后才有的，刑罚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国家出现后才有的。因此，原始社会没有刑罚，当时所存在的对违反氏族部落的惩罚行为只是一种氏族习惯。只有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才有了刑罚。国家说认为刑罚起源于国家，也必然会随着国家的灭亡而灭亡。

(二) 中国史学家和法学界关于刑罚起源的学说

1、刑罚源于天
　　刑罚是上天的意志，人间的帝王只是代天行罚，这是古代统治者施行刑罚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历史上，这确是对刑罚产生原因的一种最古老的解释。有关“刑”之记载最为丰富和最为古老的史籍之一《尚书》，即多次表述着刑源于天。如《皋陶谟》上说：“天工人其代之”，《甘誓》称：“天用剿绝其命，今予帷恭行天之罚。”，《孔传》载曰：“民所判者天讨之。”
2、刑创自苗裔
　　认为苗族是中国最先创设刑罚的民族，《尚书•吕刑》记载三苗之君的苛酷刑罚,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3、刑起于兵
　　该说是从刑罚适用的领域而言的，强调刑罚最早是从军事领域走向社会的，或者说刑罚是因战争的需要而启动的。中国古代确实有兵刑不分的情况，《汉书.刑法志》有言：“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也。”“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直接把军事讨伐当作重刑适用。史书上多有刑起于兵的记载。《辽史.刑法志》上说，“刑者也，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可以说战争孕育了刑罚，或者说刑罚最早的用武之地是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至少是在中国是有相当依据的。
4、刑罚为定分止争说
　　该说认为，刑罚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确立上下贵贱之名分，避免争夺，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思想家的主张。儒家代表荀子和法家代表韩非、商鞅均持此说。商鞅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秩，立名号，以制君臣上下之义。……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25] 韩非认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多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26] 荀子指出：“物不能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福贵贱之等。” [27]
5、刑罚源于刑事政策
　　很难想象，刑罚如果不是为了防止犯罪，刑罚存在的意义何在？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刑罚源起于犯罪或刑罚源起于止争和人性恶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犯罪防治对策对于社会共同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可以说刑事政策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起始之初便已存在；刑罚最初即源起于刑事政策 。[28] 但是冤冤相报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冲突的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后，人类文明的程度在不断地上升，私刑已不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刑罚逐渐地变为公法的内容。虽然，从刑罚的内容上看仍然以同害复仇为主。但是刑罚权已经由私人或组织转向国家，由国家统一来适用刑罚以避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6、我国法学界的主导观点
　　我国刑法学界和史学界对刑罚起源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认为刑罚是阶级出现后，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出现的，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刑罚起源于复仇，原始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是刑罚的原初形式。

(三) 对中西关于刑罚起源观点的评述

贸易转移问题初探

王瑜


[摘 要] 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有所抬头，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的增加，再加上自由贸易区的增加和扩大，产品由向一国出口转而向另一国出口的现象十分常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常态，影响到一国的出口和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贸易转移是各国经济交往和对外贸易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因此我们只有理性地对待他，因势利导，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和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将其消极影响克服到最低限度，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贸易转移、保障措施、经济区域集团化、贸易自由化、经济整合、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贸易转移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对贸易转移的定义是：一国产品遭到另一国的贸易保障措施后转而大量向其他国家出口。我国对外贸易法第46条规定：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某种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数量大量增加，对已建立起来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或者产生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限制该产品进口。这一规定赋予了一国对他国的贸易转移的抵制的权力，实质上是一个反贸易转移的条款。世界上各个国家大抵都有类似的条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7段下定义说，“贸易转移指由于中国或另一个WTO成员方甲国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6条2、3、7款采取的贸易限制行动 ，致使来自中国的某项产品对一个WTO成员方，即：乙、丙、丁等国进口数量增加。工作组各成员还指出，《议定书》要求作出认定：任何贸易转移是重大的，而且该转移是处理市场扰乱采取的行动所造成或威胁造成。”
贸易转移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最早出现的贸易转移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瓦伊纳在19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全称是“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理论”。该理论是分析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得失的有效工具。瓦伊纳认为：关税同盟不一定意味着向自由贸易过渡，因为它在伙伴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外部世界实行保护贸易。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结合的格局会产生两种效果：“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关税同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使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伙伴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原来由本国生产的产品现在在伙伴国进口，由此新贸易被”创造“出来了。本国可以把原来生产高成本产品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得益。同时，关税同盟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对第三国的歧视导致从外部进口减少，转为从伙伴国进口，使贸易方向发生转变，产生“贸易转移”。由于原来从外部世界进口成本低的产品改为从伙伴国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瓦伊纳的贸易转移和我国《对外贸易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的“贸易转移”的含义有所出入，前者的贸易转移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内部成员转为从伙伴国进口，使贸易方向发生转变的行为；而后者主要是指因为种种原因将原计划出口到一国的产品不得不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行为。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有所抬头，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的增加，再加上自由贸易区的增加和扩大，产品由向一国出口转而向另一国出口的现象十分常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常态，影响到一国的出口和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本文中的“贸易转移”未经特别说明均指的是此种含义的“贸易转移”。

二、“贸易转移”的成因分析
（一）保障措施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随着世界贸易日益自由化，某种程度上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抬头的趋势。1994年及乌拉圭回合谈判前，不少国家更偏爱采用“灰色区域”性质的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其国内市场，比如借助于双边谈判说服出口国自愿采取限制出口的措施等。而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日益严格禁止或限制类似措施，从而，使得保障措施这样一种“合法化”的补救措施脱颖而出。保障措施大量、“合法”的被援引，使得一国的产品流向其他国家，从而形成了贸易转移。例如著名的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就是由于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措施，使得原来向美国出口的钢铁流向其他国家，引起了贸易转移，而后来钢铁最终流入的国家又根据本国的法律对钢铁采取一系列的提高关税、数量限制等保障措施，致使钢铁出口国遭到极为重大的损失。
（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加强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向纵深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潮流。区域集团化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世界局势变化和冷战结束后经济矛盾突出和市场竞争加剧的表现。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欧美区域性集团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发展中国家为求团结自强，纷纷组织区域性经济集团。现有的主要区域性集团有：欧洲联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经合组织（OECD）、非洲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锥体共同市场、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等。2004年5月1日，欧盟正式迎来第六次扩张，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10国正式加入欧盟，扩大后的欧盟从15个成员国增加到25个。扩张后的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美洲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成为一个拥有近8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11.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集团。
“这种区域合作安排既是对抗区域外保护主义而实施的一种措施，其本身也是保护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新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与过去的形式有所不同，不仅停留在取消关税和配额上，他们还通过统一和相互承认产品标准和认证评估程序取消或减少非关税壁垒。还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服务贸易的条款，有的协议还覆盖了 WTO 尚未涉及的政策领域或纳入了与 WTO 规定不符的条文。
自由贸易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经济的发展。但是区域集团化的加剧，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对区域外产品的排斥，从而造成了区域外其他国家产品向第三国转移的情形。
（三）非关税壁垒的日益增多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在减低关税上所做努力取得的成效和各国之间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的增多，关税不再是主要的贸易壁垒，而又因为国家利益的永恒性和最大性，非关税壁垒就成了各国屡试不爽的限制进口的措施。近几年来，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技术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穷于应付。这些非关税壁垒的应用加剧了贸易转移的出现和存在。

三、我国面临的“贸易转移”现状
（一）来自特保措施的贸易转移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协议书》第十六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承诺，“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威胁或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受影响的成员是否根据《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如磋商未能在60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须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这就是说，凡是WTO成员都可以在我国加入WTO后的12年内，即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制定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法规，发起特保措施调查。另外，WTO成员还专门针对中国的纺织品设置了特别保障规则。根据该规则，在2005年至2008年，如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对WTO成员国市场造成扰乱，该成员国可临时实行限制，但4年内只能用一次，一次只能持续一年。
由于我国入世协定书中有允许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承诺，入世后，WTO成员纷纷加强了对华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纷纷出台，这些立法主要是大幅度降低了立案标准，同时可以仅针对中国，从而避免保障措施针对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据统计，已有美国、欧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制定了对华保障措施法规条款。目前，针对中国入世协定书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隐患，由于“特保”操作方便，弹性较大，导致其他国家频繁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入世后的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已经至少遭遇七起“特保”案例。虽然这些案件有的最终没有立案，但却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特保措施中包含“贸易转移”的概念，即由于其他WTO成员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使该进口国面临从其他国家转移的大量中国产品的威胁，进口国可以进行调查。这样，一个WTO立案调查，便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将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出口贸易造成相当的影响。而一旦WTO成员纷纷立案进行特保措施调查，中国企业将陷入疲于应付、出口无路的境地。
2005年是中国遭遇特保措施灾难深重的一年，欧盟、美国相继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实行特保措施，严重影响了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和纺织品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后来经过中国政府和纺织品行业的共同努力，分别与欧盟和美国签定了关于纺织品的协议，使这一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解决，但是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里我们自己的承诺，这一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我们与欧盟和美国签定的两个协议都规定了对我国纺织品设限的最后期限，只能是使我国纺织品行业做到心中有数，避免了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纺织品行业的袭击。欧盟、美国对我国实行的特保措施，使我国的大量纺织品滞留国内，我们又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出口途径，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大量的贸易转移。根据中国入世谈判《工作组报告》第247段，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某种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使出口进入第三国，导致该产品进口数量快速增加。则该第三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或限制进口等保障措施。即其他国家可以根据该条款对我国实行“反贸易转移措施”。这样的一种制度，使我国的纺织业始终陷入一种遭遇特保措施——贸易转移——遭遇特保措施——再贸易转移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来自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转移
2004年北约东扩，由原来的15个成员国扩大到25个成员国，扩张后的新欧盟拥有4.5亿人，比美国大了一倍，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欧盟扩大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 ,对中国产生力量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老成员转向从新成员购买原从中国购买的产品； 二是新成员实施欧盟“共同贸易政策”抬高对区外贸易门槛后 ,阻碍中国产品进入原市场。目前 ,欧盟区域内贸易比重已高达 6O %,由于欧盟内部实行零关税 ,这 10国加入欧盟后 ,区域内贸易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同时减少对外部贸易的依赖程度。经济发达的老成员将把新成员变成他们的制造业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减少对区域外该产品的进口。由于中国与10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贸易结构、产品价格、技术含量水平相近 ,比较优势相差不大 ,而且这些国家占有地理位置、文化习俗及语言等方面的优势 ,欧盟区域内成员国的商品将可能替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中国对欧盟出口的部分商品将可能有所减少。过去 ,中国与这 10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为顺差 ,因此 ,届时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加剧。1994年12月，美国发起召开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时，提出在2005年以前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的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拉美国家普遍赞同。 近9年来，美洲34国就此问题举行了多次贸易部长会议和多边磋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就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谈判方式以及谈判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经过美洲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努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也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最终建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一个拥有近８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11.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集团。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无疑要加剧中国面临的贸易转移数量的增加。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四、我国反贸易转移的措施
（一）遭遇不公平待遇时据理力争，寻求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工作组报告》第16条第8款规定说：“如果一个WTO成员方认为，按第2，3，7款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对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它得请求与中国和或所涉WTO成员方进行磋商。此磋商应在将请求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30天后进行”，若磋商达不成协议，则“请求磋商的WTO成员方在阻止或救济该转移所需的限度内，自行撤回对该产品的减让或限制其从中国进口。”用通俗比喻的话来说，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出口到甲国的某产品，被甲国认定为造成前述的“市场扰乱”，并受到限制；若该产品转而出口到乙、丙、丁等国并出现增长，该三国就不需再作“市场扰乱”认定，只要证明对该乙、丙、丁等国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就可予以制止。《工作组报告书》第248段对因果关系补充说：“工作组各成员同意，在认定为阻止或救济市场扰乱的行动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重大贸易转移时，要采取客观标准。需审查的要素有：(1)进入进口WTO成员方的中国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的实际或即将出现的增长；(2)中国或另一WTO成员方所采取或拟采取行动的程度与性质；(3)因采取或拟采取的行动，从中国进口产品数量的实际或即将出现的增长；(4)有争议产品进入WTO成员方市场的供需状况；(5)从中国出口到按议定书第16条第2、3、7款采取措施的一个或几个WTO成员方，和出口到进口WTO成员方的出口幅度。”
尽管对如何客观评估“重大贸易转移”作了如此详尽的规定，但却掩盖不住“贸易转移”标准的一大缺陷：不需要查明对该进口国生产相同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行业是否造成“重要损伤”。从而表明，用“贸易转移”来替代“市场扰乱”，显然又进一步放宽了标准。
所以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特保措施条款对我国来说是双重歧视。首先，在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之时，就是利用了中国所处的劣势地位，想利用中国迫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心理，来迫使中国接受一些与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宗旨不相符合的条件，以达到其本国受益的目的，这是对中国的第一重歧视；其二，由于议定书中的字眼模糊，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形成统一确定的标准来认定其实施条件和具体步骤，于是在实施过程中其他国家又利用自己的标准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认定，使我国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这就是对我国的第二重歧视。
中国政府或相关机构应该有目的地对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市场进行研究。比如对美国，就应该对美国各项贸易法规进行深入研究。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由法律条款一锤定音。美国经常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等无端理由对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如对中国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等。中国如对美国贸易法了如指掌,就可将这些随意违法操作的行为诉诸法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ＷＴＯ成员,还可向ＷＴＯ有关机构提出申诉。中国如果借助法律使美国不敢轻易在对华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的行为,以此保证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公平待遇,这样就会在不改变商品本身情况下提高商品的竞争力。其次，中国还可以对其他国家对我国的特保措施实施贸易报复措施，迫使其改变对我国征收的高额关税或者是取消数量限制等措施。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成立关税同盟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抵制同盟外商品进入同盟内，以便在同盟内形成有利的国际分工，促进同盟内国家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1、原因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和必经阶段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WTO多边体制（经济全球化）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目标，都是通过降低或消除区域内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只是范围和程度不同。尽管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区域外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作为WTO基石的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但总体而言区域集团国家间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将使全球经济从中获益。区域自由经济交往的发展会形成一种机制来加强多边体系的联系和沟通，有助于在今后某一时期建立一种各个自由贸易集团之间的更加广泛的或多边的关系。世界竞争从来就是放眼于整个世界市场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区域范围内，对单个的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区域集团也是这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使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能够缩小区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的距离。
（2）正视贸易自由化的窘境，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回顾几年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全国人民都曾欢欣鼓舞，一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同，进入全球贸易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二是预示着我们不仅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而世界也向我们降低了门槛，我国企业将平等地参与全球竞争，我们的产品将更为顺畅地进入国际市场，“自由贸易”的光明前景似乎近在咫尺。
然而，事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尽管加入了世贸组织，但我国遭遇的限制似乎并未减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仅仅在上月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美国商务部就以“扰乱市场”为由，连续两次宣布对七类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而同时欧盟也不断声称要对中国纺织品进行“特保”调查。为什么这些一向主张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率先树起了保护大旗，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呢？
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贸易从来就不可能有不设限制的自由。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保护各自的利益为第一要务的，当一国的产品对该国的产业和就业形成威胁时，那么这种限制就会随之而来。
我国的纺织品屡遭限制，是因为我国产品具有欧美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使得欧美的纺织企业在与我国企业竞争时很难获利。这也表现在诸如家具、打火机、儿童玩具等其他产品上。所以尽管违反WTO的有关规定和贸易自由的精神，这些发达国家也要对我国产品进行限制。
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实：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有着双重标准的，即对自己的优势产业主张自由贸易，让大家都打开大门，而当自己的劣势产业遇到来自他国的挑战时，则强调贸易保护，关上大门。所谓自由贸易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可言。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不仅要在进入市场时主动出击，更要在受到阻击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只有正视这种没有自由的“自由贸易”，熟悉其间的博弈规则和技巧，并逐渐习惯这样的拳脚相加、你来我往，才能真正成为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不惧挑战的斗士。
（3）清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一切从国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