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标底编制和使用的若干规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标底编制和使用的若干规定
【文号】京发改[2007]537号
【颁布单位】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颁布日期】2007-03-22
【生效日期】2007-05-01
【法律层级】规范性文件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标底的编制和使用，保护国家及社会公众利益，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国家计委等七部委令第30号)、《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07号)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施工招标时需要设置标底的，其标底的编制和使用适用本规定。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对标底编制和使用另有规定的，遵照其规定。
本规定所称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工程、室内外装修工程以及市政基础设施新建项目。
第三条 标底的编制和使用应当遵循客观、科学、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招标人编制或报审标底，或干预其确定标底。
一个招标项目只能设置一个标底。
第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设置标底的，标底由招标人组织编制。
标底的编制人员必须是注册在标底编制单位的造价工程师，或者登记在标底编制单位的造价员。
不具备标底编制能力的招标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编制。
第五条 编制标底，应当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投资概算，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招标文件，参照有关工程定额，结合市场供求状况和工程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投资、工期、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合理确定。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标底编制单位不得故意抬高或压低标底价格。
第六条 标底应当反映标底编制期的市场价格水平。
标底中的材料、机械、人工等价格应参照市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市场价格信息并结合市场行情确定；主要材料价格及人工价格应当单独列项；主要材料的范围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
标底中各项规费费率及税金不得调整，其他各项费用的费率一般不低于现行定额取费标准的80%。
标底中措施项目清单价格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按照本市现行的预算定额及有关规定计算。
第七条 标底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标底编制说明、汇总表、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或者预算书)、综合单价分析表、主要材料价格表、人工价格表等文件。
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或者预算书)的表现形式和计算口径应当与招标文件对投标人投标报价的要求一致。
第八条 标底编制完成后，应由编制人员、审核人员签字，加盖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和编制单位法人印章，并由编制单位盖章密封，一式两份。
标底的准确性由编制人、审核人和编制单位共同负责。
第九条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在评标时作为评标的参考。
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时，标底一般不参与基准价合成。对于技术特别复杂、工艺要求比较高的招标项目，为保证工程质量，招标人也可以将标底参与基准价合成，但是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
第十条 招标人可以以标底为基础，上浮合理的幅度设立拦标价，以拒绝投标中的过高报价。
招标人可以将标底下浮合理的幅度，作为本工程最低工程造价的预警线。施工总承包招标的标底下浮幅度一般不超过6%。对低于预警线的报价，评标委员会应详细分析并向投标人质询。
设置拦标价或预警线的，招标文件应明确规定拦标价或预警线的幅度。
第十一条 开标前，标底应当严格保密。开标时，标底应及时送达开标现场，置于招标人、投标人和现场工作人员共同的视线范围内，由招标人当场打开密封并宣布标底。
第十二条 在标底编制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泄漏标底的违法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三条 标底编制单位有意抬高、压低价格或提供虚假报告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处理。
造价员或造价工程师在编制标底时，有意抬高或压低价格的，由其资格管理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招标人、标底编制单位和相关人员在标底编制和使用中的不良行为，记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信用信息系统；相关违法行为受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罚的，同时记入北京市招标投标活动违法行为记录系统；构成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标底编制和使用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市或区、县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第十六条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在处理标底投诉过程中，可以责成招标人和投诉人共同委托具有相应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以下简称鉴定机构)对标底进行鉴定。
双方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对鉴定机构、鉴定费用的承担和鉴定结果的使用等内容进行约定，约定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专业分包、劳务分包招标需要编制标底的，其标底的编制和使用，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建委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宣告死亡中主体的范围界定
王素杰
《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被宣告死亡人首先应该是下落不明人，即失踪人。从这规定上来看，哪些人可以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失踪的军人能否被宣告死亡
2001年4月1日，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中队长王伟在执行跟踪监视美机的任务中，所驾飞机被美军撞毁后跳伞落海，经多方组织搜救十余天，王伟同志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结束后，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原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签署命令，授予王伟同志“海军卫士”的称号。依《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是有关机关证明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能不能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呢？对此种类似情况，由于涉及军队利益，一些部队的现实做法是：军人如果是在战争、战备训练、执行军事任务、参加抢险救灾等公务中下落不明，通常作“因公牺牲”处理；如果是因意外事件而下落不明，可能做“因公牺牲”处理，也可能作“病故”处理；如果是因患病(最典型的是精神疾病)而下落不明，则按“病故”处理。也有单位将下落不明的军人的问题长期搁置着，不予以处理。
以上的这种做法产生了很多问题：下落不明的军人的工资、津贴是否继续发放？发放给谁？下落不明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或文职干部，其原有住房如何处理？如何确定其家属的使用权？如果其家属提出财产上的要求如何处理？依据什么处理？等等。因此有必要就该问题进行一下探讨。2004年10月1日起，我国使用“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失踪军人的抚恤问题。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现役军人在执行对敌作战、边海防值勤或者抢险救灾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烈士对待；现役军人在执行上述任务以外的其他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因公牺牲对待；现役军人非执行任务或者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病故对待。 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明确规定，失踪军人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后，可分别依据条件被确认为烈士、因公牺牲或病故，其遗属即可享受军人死亡抚恤待遇。军人从事的是高风险的职业，失踪现象难以避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宣告死亡”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失踪军人及其家属的权益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法律并没有把军人作为特例另行规定或排除在法律调整之外。因而只要军人失踪了，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时，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这应被视为有关机关已经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
紧接着的问题是由地方法院还是由专门的军事法院来受理此种案件更为合适？我国的军事法院基本上不管辖民事案件(个别地区因当地“军民合一”的政权组织结构，其军事法院被授权可以管辖民事案件)，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而某些民事案件由于涉及军队利益，地方法院审理往往难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些案件由相关军事法院直接受理和管辖则要比地方法院受理更为适宜，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更便于司法机关的操作和执行，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军事利益。对此已有相关判例出现：2000年11月20日成都军区直属军事法院就昆明陆军学院司务长培训大队退休干部吴应智的亲属申请宣告吴应智死亡一案做出了宣告判决。该案是我国军事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依照民事审判程序来审理的民事案件。为打破这一不成文的惯例，解放军军事法院因此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报了关于军事法院管辖军内民事案件的请示。于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请示的复函中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由地方人民法院受理。”这一请示已获批准，军事法院可以受理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并将开始全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审判体制。
再有的问题是在这种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以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该程序是否要等到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后才可以提起？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有人提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前提是先适用《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在有关机关证明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增加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可不受两年期间的限制，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由于《民法通则》无此规定而导致在实践中有很多的争议。从本质上讲，宣告死亡主要是实体法的问题，各国民法如法国、德国民法典均从实体上对宣告死亡的要件加以规定，特别是下落不明所应持续的时间由民事实体法规定。在现行法的基础上，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但在我国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有关机关在出具相关证明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像王伟这种由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而失踪人实际生存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因此，笔者认为，现行法对此问题没有另行特别规定有所不妥。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由有关国家机关在应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要求,或主动出具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证明后，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失踪人死亡。当然对哪些国家机关可以出具此证明和哪些事件属于意外事故，法律也应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免此种权力被滥用。
（二）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能被申请宣告死亡？
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畏罪潜逃的情况，有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长期潜逃在外杳无音信，达到了法定期限，其利害关系人能否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如果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对利害关系人提出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申请不予立案受理或者立案后中止审理，那么10年、20年、30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还没有归案，则会使相关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明确的状态，且明显的不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有人认为此种情况应该允许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笔者认为介于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不涉及公法上效力，尤其是刑事法律上效力，在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犯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内其仍应负刑事责任。因此，从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出发，某些长期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确是杳无音信的，应该允许其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已死亡，以终止与其有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保护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其家人或和某一利害关系人串通一气以此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为防此种情况的出现，法律应规定此种申请宣告死亡的要件应当比其他申请宣告死亡案件的要件更为严格。（如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参见 新华网北京 2004年8月24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张桂生申请宣告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并被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张灿梅死亡案》 编写人：广东省郁南县人民法院，责任编辑：张世明评析人：杨洪逵。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0页；李功国主编：《民法本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版，第149页；李建华、彭诚信著：《民法总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刘士国主编：《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