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08]30号
《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已于2008年11月27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11月27日
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
（2008年11月27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扩大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促进开放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围绕实现本市发展的目标和定位，实行面向世界、内外结合，经济领域为主、社会环境配套的开放方针，吸引和集聚国内外先进要素，培育先进生产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第四条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扩大开放，坚持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坚持走内陆开放型经济道路。
第五条 各级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和人民团体，应当增强开放意识，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开放能力，制定和实施本地、本单位扩大开放的目标与措施，促进本市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
第六条 鼓励和倡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开放中创新、创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受开放成果的权利。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举报和投诉妨碍开放的行为。
第二章 开放职责
第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开放工作，围绕开放目标和重点，制定开放规划和政策，优化开放布局，促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转变职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建设开放型政府管理体制；将本地区开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将各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的开放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体系。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确定相关工作机构，履行开放工作综合协调和监督职能。
第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部门履行下列开放工作职责：
（一）贯彻落实有关开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研究拟定促进开放的相关措施和办法，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决策建议；
（三）组织实施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开放工作；
（四）配合其他部门开展开放工作；
（五）支持和指导下级的有关开放工作；
（六）为企业生产、经营和开放提供服务；
（七）修改和废除妨碍开放的工作制度。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对区县（自治县）开放工作的协调和指导，按照有利于推动区县（自治县）开放工作的原则下放管理权限，完善和明确责权一致的管理体系。
第十条 北部新区和各类园区管理机构应当遵循廉洁高效的原则，建立适应集约化开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北部新区管理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集合使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各类优惠政策，在土地、金融、财税、经济管理等促进开放方面先行先试。
各类园区管理机构的职责，由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一条 商会、行业协会应当规范发展，发挥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代表和行业协调的功能，促进本行业开放。
第三章 开放措施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市产业发展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开放措施。
对鼓励类项目和具有产业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给予重点支持、优先保障。依法限制高消耗产业项目，禁止高污染产业项目。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招商引资公共平台，为区县（自治县）招商引资提供信息服务。
规范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尊重企业投资意愿，禁止无序竞争。
建立包括投入产出率、产业集群发展和环境影响等内容的招商引资综合效益评估机制。
第十四条 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对外贸易，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国际营销能力和水平。
建设国家级加工贸易承接基地和服务外包基地。
第十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开展和推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鼓励和支持企业、其他组织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和设备，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优化出口结构，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提高产品质量，拓展国际国内市场。
第十六条 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从事境外加工贸易、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承接大型对外设计、咨询和工程承包项目，组织对外劳务输出，参与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
有关部门应当为企业搭建国内和境外融资平台，提供境外法律信息及其他相关服务，指导和帮助企业防范与控制参与国际投资与合作的各类风险。
第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国家和地方各项优惠政策，按管理权限加强对北部新区和各类园区的规划与管理，建设功能配套、特色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产业基地和园区发展体系。
第十八条 建设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构建功能齐备、布局合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九条 引进和发展金融业，鼓励新型金融机构与金融中介机构的设立和金融创新，支持发展现代金融市场。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依法设立区县产业发展基金。
第二十条 市、区县（自治县）财政预算应当安排资金，用于促进开放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制定有利于人才聚集的优惠政策，完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培养、引进和使用各类人才。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高新技术、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等创业基地，支持本市企业、科研机构与市外、境外科研机构、跨国公司共建研发平台，完善创业和技术成果转化的支持保障体系，促进创新和引进技术的产业化。
依法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投资者以知识产权、创意和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投资参与创办企业。
第二十三条 鼓励发展仓储、物流、广告、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引进和发展会计、咨询、标准、评估、认证等中介组织。
鼓励各类中介组织为企业的开放活动提供信息咨询、市场营销、产权交易、技术支持、人才培训和引进、法律咨询等服务。
第四章 开放环境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公平市场准入，加强市场监管，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构建公平竞争、安全高效的市场环境。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第二十五条 实施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在审批优惠政策或资金支持的申请时，对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安排。鼓励银行、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等根据企业的信用状况，给予授信额度、投资额度或费率等方面的优惠或限制。
第二十六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整合各部门的信息资源，建立适应开放要求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开放政策、投资项目及市内外投资信息资料等，促进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
第二十七条 加强公用事业建设，完善公用事业服务和监管，保障企业水、电、气等公平供应。
第二十八条 建立投资协调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政策咨询、投资手续办理和投资纠纷投诉服务。对于投资者关于投资及其有关事项的诉求，由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或机构进行协调，并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部门或机构无法协调的，由部门或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协调，并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十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招商引资政策对投资者承诺的重大事项，可以书面形式约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未兑现承诺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条 建立行政效能保障机制，实行政务公开、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建设电子政务，推行企业网上申报、年检、备案、咨询和投诉。建设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行跟踪监督。
第三十一条 实行行政许可公开制度。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包括许可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都应在有关部门网站、许可中心窗口或许可部门办公场所公示。行政许可结果应当方便当事人查询。
简化办事程序，缩短许可时限，推行集中许可、并联许可等许可方式。
行政许可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许可决定。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决定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适时清理并取消不利于开放的行政许可。
第三十二条 依法从严控制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设立。适时清理并逐步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实行收费公示制。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以及执行政府定价和政策指导价的经营单位应当在单位网站和收费场所公布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依据等内容。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不得收费。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组织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进行规范和细化。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制度，遵守行政执法规范，规范行政检查，避免随意执法和重复执法。
行政执法应当注重教育，不得以罚代教。对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当事人，应当以教育为主，不予行政处罚，并帮助当事人规范行为。
第三十四条 司法机关应当公正司法，加大执行力度，依法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改善教育、医疗、交通、安全和配套条件，营造以人为本的宜居生活环境。
第三十六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等领域的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推动开放工作。
市人民政府应当拓展并利用国际友好城市、国际机构、外国政府领事机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等资源，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与民间交流，服务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国际通行规则和现代文明礼仪宣传和普及工作。
第五章 开放保障
第三十八条 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投资者财产及其合法收益。
投资者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有权拒绝和举报、控告。
第三十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研究和借鉴其他地区开放政策和经验。
建立开放政策评估制度。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适时对开放具体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完善。
第四十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宣传各类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当指导申报并及时兑现。
第四十一条 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市人民政府可以就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土地流转、财政金融和社会管理等事项进行改革试验。
对于在开放工作中属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在职权范围内作出规定。
第四十二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围绕提供服务、引入技术含量、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建立开放工作考核评价体系，组织对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开放工作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在推进开放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和人民团体有关工作人员在开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可作为其晋升的依据。
第四十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或年度计划报告，应当包括开放工作情况。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开放工作的监督，适时组织视察或者检查，听取和审议政府有关开放的专项工作报告，并可以做出相关决议、决定。
第四十五条 新闻单位应当积极宣传促进开放的各项政策措施，营造开放的舆论氛围。对妨碍开放的行为应当及时披露，实施舆论监督。
第四十六条 有关国家机关接到妨碍开放的举报或者投诉后，应当按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投诉人。
第四十七条 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和人民团体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有关规定，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开放工作发生失误，未达到预期效果，或者造成一定损失，但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一）工作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二）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
（三）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公立非营利机构，是指由政府出资兴办、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证据契约初探
作者：许建添
证据契约[①]，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②]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
契约，一直以来为私法领域所垄断，自从19世纪后叶诉讼法学脱离私法学的支配而开始确立其理论时期时，学者们普遍不接受在诉讼法学领域的存在契约。[③]学者均是以诉讼的公法性为理由排斥契约在公法领域的存在。但目前更多的学者均对诉讼上存在契约持肯定说，认为诉讼上存在契约，使法律未予以明文规定的合意也并不当然禁止。[④]笔者当然是赞同肯定说，而且笔者同样认为，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但笔者并非简单地从“诉讼法上存在契约”、“证据法属于诉讼法的分支”、所以“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这样一个三段论得出来的结论。
契约，千百年来一直与人类相依为伴，但契约并非只存在于私法领域。在罗马法上，不仅私法上有契约的概念，公法和国际法上也有这个概念。优帝《学说汇纂》就把协议（Conventio）分为国际协议、公法协议和私法协议三种。[⑤]但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就会出现一个法律悖论：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的协议变更，而契约属于私力范畴，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无异于承认“公法的规范可由个人的协议变更”。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同样是证据契约不可逃避的问题。但去解释这一悖论就暗含这样的意思，即证据法是公法。笔者虽不完全认同证据法完全是公法，但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到底什么是证据契约？证据契约的存在有何依据？它有什么效力？契约自由原则能否适用证据契约？证据契约在我国前景如何？
一、证据契约的概念
思维需要概念的支撑，尤其是对证据契约这样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进行探讨。一般认为，证据契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据契约是指有关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诉讼契约。广义上还包括变更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举证责任契约。此外，证据契约还单指为方便法官认定事实活动而订立的契约。狭义证据契约的典型例子有：自认契约、证据方法契约或证据限制契约、鉴定契约、确定各种证据方法和证明力的契约等。[⑥]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在对法的概念下定义时，我们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一般称为‘法’的这些社会现象是否提供了使它们区别于其他同类社会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是否重要到这样的程度，即可能成为有助于认识社会生活中各种概念的基础？”[⑦]因此，在笔者看来，对证据契约下定义与对法下定义一样，将表示证据契约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要体现“契约”这一共同现象，即在表述上一是应当体现契约的共性，二是应当突出证据契约的特性。
证据契约与私法上契约都属于契约，因而也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订立或不订立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才达成证据契约，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在德国，研究者一般将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相区分，Rosenberg即在定义上将两者区分开来。[⑧]笔者认为，严格说来，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应有所区别，但是否有区分的必要性则仍存疑问。将两者区分开来，其优点在何处亦难以言明，再加上我们已经习惯把举证责任理论放入证据法学理论体系，故本文不对这两种契约作区分，而是采广义证据契约概念，即包括举证责任契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
二、证据契约存在的依据及价值
（一）法理依据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⑨]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⑩]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11]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有了契约的权利，也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 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道德与法的结合在公法领域亦为势所必然。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也就是说，证据问题离开诉讼也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12]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的对象的主张来源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13]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而且对于诉讼标的的变更，当事人也有决定权；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14]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辩论主义原则与处分原则的承认与尊重必然意味着对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的肯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制度上存在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无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15]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
（三）价值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存在以下价值：
１.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契约即公正”[16]。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证据契约认定案件事实解决纠纷，不仅是符合实体正义而且是符合程序正义的。“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17]当事人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事实，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是不公正的，但作为一个理性人的选择，其意图并非局外人所知晓。因此，自由订立证据契约就意味着正义。
2.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案件事实毕竟是过去的事实，是独一无二的，想象或模拟的重建都不能确切的重现过去。[18]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证据来证明，而人的诉讼能力又是有限的，搜集证据往往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使得诉讼周期变得越来越长。长时间诉讼不仅使当事人争议的利益得不到实现，反而增加了当事人讼累。而证据契约能够便捷诉讼，比如双方达成自认的契约，免除了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原本必须进行的当事人举证、法院调查证据、质证、认证等环节被简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证明的环节和费用，缩短了诉讼的周期，降低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
3.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弥补立法缺陷。证据契约充分凸现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是个体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行为载体，通过自主决定的形式，主体的自由得到张扬。证据契约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亦可以促使法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制约法官恣意。“法律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19]，法律固有的缺陷使得立法追求的理想难以实现。通过双方达成证据契约，对相关的可支配事项达成合意，制定子规则，不仅满足当事人的权利需要，在客观上也弥补了立法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