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的协议及有关问题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３０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３０日）
　　　　　　　　　　　　　（一）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最近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举行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投资以及投资保险（包括再保险）和保证的会谈。这种投资保险和保证由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而设立的独立的政府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执行。我并荣幸地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确认作为这些会谈成果而达成的下列谅解：

　　第一条　本协议中的“承保范围”，系指根据本协议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或继承该公司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任何机构——以下均称为“承保者”——承保的投资政治风险保险（包括再保险）或投资保证，其利益程度以作为承保范围内的保险者或再保险者为限。

　　第二条　本协议的规定只适用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项目或活动有关的投资的承保范围。

　　第三条
　　一、如果承保者根据承保范围向投资者支付赔款，除了本协议第四条的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承认因上述支付而转移给承保者的任何货币、债权、资产或投资，并承认承保者继承的任何现有或可能产生的权利、所有权、权利要求或诉讼权，但承保者应受投资者尚存法律义务的约束。
　　二、对根据本条规定而转移或继承的任何利益，承保者不应要求比作出转移的投资者可享有的更大权利。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留以其主权地位按照国际法提出某项要求的权利。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部分或全部废止或禁止承保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取得被保险的投资者的任何财产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允许该投资者和承保者作出适当安排，将上述利益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允许占有此项利益的实体。

　　第五条　承保者根据承保范围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的款项，包括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其使用和兑换方面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这些资金在被保险的投资者手中时可享有的待遇。这些货币和债权应让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自由取得，以偿付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开支，或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同意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

　　第六条
　　一、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本协议的解释发生争议，或任何一方政府认为这种争议由于已在承保范围内保险的投资或与这种投资有关的项目或活动引起国际公法问题时，两国政府应尽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如果在提出谈判要求的三个月后，两国政府未能解决争议，经任何一方政府提出，应按照本条第二款，将争议包括这种争议是否引起国际公法问题提交仲裁庭。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为解决争议的仲裁庭的组成和工作如下：
　　（一）双方政府各委任一名仲裁员，再由该两名仲裁员共同协商选定一名仲裁庭庭长，庭长应是第三国国民，并经两国政府委任。仲裁员应在收到任何一方提出仲裁要求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予以委任，庭长在三个月内予以委任。如果在上述期限内未能作出委任，又无任何其他协议，任何一方政府可以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委任。两国政府同意接受上述一项或数项委任。
　　（二）仲裁庭根据国际公法适用的原则和规定并根据多数票作出裁决，其裁决应是最终的，并具有约束力。
　　（三）各方政府应各自负担其仲裁员和仲裁过程中自己方面的费用，庭长费用和其他支出应由两国政府平均负担。仲裁庭可按照上述规定制订有关费用的规则。
　　（四）对于一切其他事宜，仲裁庭应制订自己的程序。

　　第七条　两国政府根据互惠的要求，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依法授权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按照相当于本协议有关的鼓励投资计划承保任何项目或活动中的投资时，经任何一方政府的要求，应就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的这种投资相互换文，以使同本协议相等的条款得以适用。

　　第八条　上述内容，如蒙阁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照确认，本照会和你的复照即成为我们两国政府间关于此问题的一项协议，并自你复照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应一直有效，但如一方政府以照会通知另一方政府要求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自收到该照会之日起六个月后终止。在此情况下，对于本协议有效期内的承保范围，本协议条款在该承保范围期限内继续有效，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自终止本协议之日起二十年的期限。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　命　全　权　大　使
　　　　　　　　　　　　　　　　　　　　　　　　　　伍　德　科　克
　　　　　　　　　　　　　　　　　　　　　　　　　　　　（签字）
　　　　　　　　　　　　　　　　　　　　　　　一九八０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二）我方去文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伍德科克先生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了你一九八０年十月三十日的照会，全文如下：
　　（内容同对方来文）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同意上述来照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章　文　晋
　　　　　　　　　　　　　　　　　　　　　　　　　　　　（签字）
　　　　　　　　　　　　　　　　　　　　　　　一九八０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附件（一）：　　　　　　　　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先生阁下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一九八０年十月三十日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协议（以下称“协议”），该保险和保证是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执行的。
　　该协议第二条规定：“本协议的规定只适用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项目或活动有关的投资的承保范围。”我谨确认关于协议第二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程序的理解如下：

　一、经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即构成第二条中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批准。在某一项目或活动得到这种批准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与该项目或活动有关的投资所承保的投资保险或保证，应受本协议规定的程序的约束。这些有关投资包括下列各项：
　　（一）经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中投资者的股份投资和贷款；
　　（二）金融机构给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的贷款；
　　（三）与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达成的技术转让、服务和管理协议。

　二、为执行本协议第二条，根据中国的立法经有关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任何项目或活动，视为中国政府批准。

　三、对不需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经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要求，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应尽快通知美国政府关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这类审批的中国政府的适当部门或机构，并应协助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得知该部门或机构关于本协议第二条规定作出的决定。
　　如蒙你确认上述理解，我不胜感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　命　全　权　大　使
　　　　　　　　　　　　　　　　　　　　　　　　　　伍　德　科　克
　　　　　　　　　　　　　　　　　　　　　　　　　　　　（签字）
　　　　　　　　　　　　　　　　　　　　　　　一九八０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附件（二）：　　　　　　　　我方去文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伍德科克先生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我们两国政府间关于鼓励投资的协议与你今日的来函，全文如下：
　　（内容同对方来文）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同意上述来函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章　文　晋
　　　　　　　　　　　　　　　　　　　　　　　　　　　（签字）
　　　　　　　　　　　　　　　　　　　　　　　一九八０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律师调查权亟待进一步立法保障

杨红良


　　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民事案件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一方面是出于对律师专业知识和诉讼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律师获得他们本无法获得的证据材料，以充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当事人这前一方面的期望，律师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尽可能地去达到，但对他们这后一个期望的实现，目前还需要我国立法在律师调查权方面的进一步改进。
　　今年年初，我受理了一个债务纠纷案件，代理本市一原告向远在江苏某市的被告追索几十万元的欠款。由于对方银行账户等信息无从查找，我们决定先对他在该市居住的房子进行调查，看看那套房子是否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以便采取相应的诉讼措施。我赶到了该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交了执业证和我们律所的介绍信，在《查询申请表》里写明了要查询房产的具体地址和门牌号码。接待人员接过我的材料，二话没说地答复道：“不可以查的”。我问她什么情况下才能查，她说，只有法院正式立案了，凭立案通知书才给查。我据理力争，说我方当事人知道了对方的财产情况才能决定是否起诉以及如何起诉，没有这方面材料叫当事人怎么冒然去立案呢？可不管我如何解释和请求，接待人员还是坚持“不可以”，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失望和无奈中，我只得悻悻地回到了上海。
　　今年八月份，我代理的一个继承案件中，需要调查原告一兄长的子女情况。法院给开了调查令，被调查单位是浙江绍兴某公安局。我赶了四个多小时的路到达了那个公安局的户籍接待处，提交了证件和调查令，请那里的值班警察给予配合。经过户籍资料调查，发现那里并没有我所需要调查的信息。于是警察双手一摊，告诉我说：“没法发现这个人的子女情况。”我要求他将这一信息给予注明，并加盖公章，警察说：“没有就是没有，不用注明的。”我又强调说，我回到上海后要向法官提交调查情况，你们如果不给注明，无法证明我已经来公安局调查过啊。但无论我如何央求，警察还是不为所动，最后我只得拿着原封不动的调查令，又赶了四个多小时的路回到了上海。
　　对于上述这样的情况，律师同行应该或多或少遇到过，调查取证难已经成为律师执业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障碍。有一次，一位同事有点愤愤不平的回到所里，说想不通自己堂堂一个律师竟然被一个工地看门的老大爷挡在了门外。
　　其实，无论是房地中心的员工、工地的门卫，还是公安局的警察，我们都没有必要去埋怨。要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还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取得突破。
　　现行《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出了似乎明确的规定，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单位和个人面对律师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或者消极应付，怎么办？目前的立法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在律师的“公权力”色彩已经去除的现如今，按照“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逻辑，如果没有法律层面关于律师调查权在救济和制裁措施上相应的跟进，律师的这一权利无疑会被架空。因为，出于各自的利益保护和岗位要求，在没有强有力的“否则”规定的情况下，别说普通百姓，就是国家干部，在面对以“私权利”开展工作的律师的调查要求时，都会寻找千万个理由予以搪塞，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做你又能拿我怎么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律师的调查权最终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乃至司法的客观公正。对那些无故不配合律师依法调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相应地规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说到底，这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

2009年10月18日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杨红良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