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我国西周时代确立的婚姻制度，该制度一直沿用到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内涵是指婚姻关系的成立，必须得到家庭与社会的认可；就家庭而言，首先必须经父母同意，没有父母的同意，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就社会而言，男女缔结婚姻，必须经媒人说合，由媒人沟通男女家庭，选择门当户对之人。【1】虽然我们通过数次革命埋葬了该婚姻制度，但是该制度却在坟墓里侵蚀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选择和危害着我们的人生幸福。为了抵制、压缩和消除我国传统婚姻制度和宗法思想的腐朽观念、生存空间和社会陋习，我国《婚姻法》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法律规范：第二条规定了实施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第三条规定了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然而，自由的婚姻制度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成功的寻找到幸福伴侣，这既受制于自身的交往能力、人际关系和婚姻观念等主观因素，又受制于社会的道德环境、信息机制和价值取向等客观因素，因此，说媒行为的存在既是一种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性需求，又是实现婚姻信息传递的一种可行性方式。传统的说媒方式经过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新颖的数字传媒方式包装以后，形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市场效应和经济价值，“非诚勿扰”这种世人耳熟能详的具有现代生活节奏的大型婚恋交友节目得到了市民的包容、理解、认可和欢迎。该栏目为广大单身人士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平台、高质量的婚恋交友嘉宾和全新的婚恋交友模式，必然会向参与栏目的单身人士收取一定的说媒费用，非诚勿扰的收费标准迅速为民间所攀比，部分媒人同单身人士及其父母形成了婚姻实现给付报酬的约定，那么，说媒行为是何种性质？说媒费约定是否有效？说媒费能否进行类型区分？说媒费如何判定法律效果？笔者将采用比较法的研究进路、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和解释论的叙述方式体系性展开对说媒行为性质和法律效果的研究。

　　一、说媒行为的性质认定

　　从生活实践中看，说媒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一方或者双方看上另一方而委托媒人为其表达婚姻意思，二是一方或者双方委托媒人为其寻找与之要求合适的对象，三是媒人主动为未婚双方充当婚姻媒介提供信息。

　　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说媒人仅为委托人的使者，因为说媒人虽然经过了本人的委托，但仅向对方表示本人已决定的意思或者转达本人的意思表示，其无需具有相应的意思能力，【2】例如：一方不善言辞或者难以启齿而委托其尚未成年的近亲属向另一方表达婚姻意愿，因此，受托人只需要根据委托人已决定的意思向对方表示委托人的结婚意愿即可，通常不会产生说媒费用，如果委托人给付受托人一定的费用，可能是对委托人物质成本的补偿（如打电话、坐车、约定特定场所所花费用等），也可能是委托人对受托人说媒行为的一种赠与，若没有赠与之意思则构成履行道德上给付，致送之后给付人无权请求返还。【3】

　　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委托人并没有告诉媒人特定的说媒对象，只是告诉其喜欢的类型、性格和品质等择偶要求，这不仅需要媒人寻找与之要求相配的单身人士，而且还需要对其认定符合要求的单身人士进行信息收集、筛选和识别，进而向委托人报告其寻找的情况，根据委托人的意思表示再于委托人和适合对象之间进行信息传递，乃至用其机智的大脑、能言的巧嘴和妥当的方式促成双方结婚，其不仅要求媒人有相应的意思能力，而且还需要媒人以其认为妥当的方式进行积极的行为实现委托方的心愿，该种情况不仅使媒人付出相应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还会使媒人承受一定的机会成本，因此，说媒费用大多是存在的，通常包括说媒的必要费用和媒人的相应报酬。

　　对于第三种情况而言，其与第二种情况不同之处在于：说媒的双方都是不特定主体，媒人需要将单身各方的择偶要求进行收集、筛选和识别后，才能判断可以撮合的对象，进而通过向各方传递其愿意充当双方媒介的信息并征得双方的同意后，采取合理可行的手段促成双方达成结婚的意思表示，同时，媒人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情感和承受的机会成本会更多。第三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虽有区别但无本质之不同：均是媒人向委托人报告实现婚姻意愿的机会或者提供实现婚姻意愿的媒介服务，委托人需要向媒人支付报酬，其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关于居间合同的规定（即，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同时，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在居间合同中规定了婚姻居间的法律效力（即第573条，因婚姻居间而约定报酬者，就其报酬无请求权）。但是，说媒行为是不是一种居间行为，这涉及到婚姻是不是契约关系的考量，这需要对我国的婚姻法制度和理论进行分析。

　　我国婚姻法学界长期以来视“婚姻契约说”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观而予以否定，通说认为婚姻法律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关系。【4】然而，婚姻之所以是一种契约关系，其本质在于它是由两个符合法定条件的成年人自愿达成的协议，尽管协议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大部分由国家而定，不是婚姻双方加以明示或暗示的规定。【5】史尚宽先生认为，婚姻关系之内容如何，效力如何，应依亲属编之规定及其特性以定之，其与为契约与否并无关系，故以认为结婚为亲属法上之身份契约为妥。【6】我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这只表明了婚姻不是一般财产法意义的契约，但并不能否认婚姻是一种身份合同，其身份关系以男女双方自愿达成登记结婚的协议为前提，因此，既然婚姻是一种具有契约属性和身份属性的合同，那么为婚姻成立向委托人报告实现婚姻的机会或者提供媒介的行为应当界定为居间行为。、

　　二、说媒行为的法律效果分析

　　媒人进行游说于男女双方之间，必然会产生耗费时间、精力和情感，媒人同说媒对象及其父母通常会有说媒费用的约定，及时没有进行相关约定也会因说媒行为产生必要的费用，因此，说媒费的产生就是说媒行为的法律效果。说媒费是指因说媒行为所派生出的必要费用或者所孳生出的相应报酬。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因婚姻居间而约定报酬者，其约定无效。盖婚姻结合，重在双方当事人之自由意思，恐居间人贪得报酬，而强为说合也。【7】我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主体既包括婚姻当事人一方，又包括当事人一方的父母等第三人索取财物的情况，【8】笔者认为媒人应当包含在第三人中。因此，从该规范性依据可以得知当事人结婚的意志自由程度和给付财物的意志自由程度是区分说媒费法律效力的区分标准。

　　（一）结婚意志自由程度的法律效果区分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经过30年的实践检验、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于1980年重新制定，2001年得到修正，同时，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并没有在社会实践中销声匿迹，尤其是我国西部山区中，名为娶亲嫁人实则买人卖人的婚姻仍然存在，这体现出国家现行的治理方式在这些区域内遭遇的冷遇和治理困境：技术治理的缺陷、身体治理的缺失和德性治理的柔弱。为此种婚姻牵线搭桥而产生的说媒费无论是说媒产生的必要费用还是说媒获得的报酬，媒人也不能向婚姻一方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父母主张补偿；即使说媒费系一方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父母自愿进行的给付，媒人也无权保有该笔费用，已为给付的给付人不得要求媒人返还该笔费用，因为该种说媒行为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规定，又败坏了社会风气以致伤风败俗，该笔费用应当由国家予以收缴。

　　（二）给付财物意志自由程度的法律效果区分

　　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那么，非诚勿扰等电视婚恋节目向单身人士收取的费用是否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笔者认为，此种节目为广大单身人士提供了相互认识、交流和了解的平台，将这个已经高度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以伴侣寻求和情感寄托为纽带重塑小规模的熟人社会，其透明程度高、信息传递快、可选择性强和程序规范好，成为多数单身人士择偶的良好途径，单身人士能够清楚的认识到参与该节目所带来的收获可能，他也应该为付出相应的对价，其能够根据自己是否参与的意志自由来处分自身的财物，因此，透明程度越高的说媒行为能够征表出有婚愿方给付财物的意志自由程度越高，其保有说媒费既不违反法律损害善良风俗，又能适应现代人满足其生活需求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巩固我国的婚姻自由原则。

　　对于民间的说媒费约定，其约定并非无效，只是媒人不得请求说媒报酬而已，如果说媒费系说媒行为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媒人可以请求受益方进行偿还。对于男女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或其父母预付的说媒费，媒人可以进行受领并予以保有，给付方不得以不当得利请求媒人返还。男女一方或者双方以美满良缘之不易，自愿致送金钱或者财物于婚姻居间人的，均应解释其为有效。

　　三、结论

　　随着我国法律规范的建立健全、公民权利意识的全面觉醒和个人自决能力的显著增强，“媒妁之言”已经有了崭新的时代功能、可行的传播方式和可欲的社会需求，以姻缘为基础的婚恋节目不仅具有使当代高度原子化的陌生社会再塑为小规模的熟人社会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宣传、促进和实行婚姻自由原则，为此可以有权请求单身人士给付约定的说媒费用；对于为包办、买卖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情形而牵线搭桥的说媒行为以及费用要坚决予以法律否定，避免媒人为贪得报酬无视婚姻当事人自由意志和法律权利的情形；对于男女一方或双方以及其父母自愿为获得美满良缘的给付行为，应当认定为有效，如果男女一方或者双方以及其父母没有按照说媒费用约定给付说媒费的，媒人只能够请求为其付出的必要费用，不得请求支付报酬，而给付报酬方已为报酬给付行为的也不得返还不当得利，给付报酬方有赠与意思的为赠与行为，无赠与意思的为履行道德上给付义务，因此，媒人可以受领并保有该报酬。

参考文献

【1】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31页

【2】王利明著：《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612页。

【3】邱聪智著：《新订债法各论》（中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4】王洪著：《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5】【英】安东尼·W·丹尼斯、【英】罗伯特·罗森编，王世贤译：《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6】史尚宽著：《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7】史尚宽著：《债法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8页

结合律师法修改谈律师调查取证权

作者：刘亚琴 王维新

摘 要：律师法是律师执业的基本法律依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使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特别是在律师调查取证权方面变更了一些规定，这更加增强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可操作性。在实际当中，保障律师调查权时，要特别注意对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确立律师与国家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
关键词：律师法 律师 调查取证权

律师法是规范我国律师行为或律师活动、引导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确定律师工作基本原则和制度的法律。现行律师法是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部律师法在有关律师的性质、资格的取得、律师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对于律师权利义务的规定，则不尽人意。我认为，律师法首先应当是律师地位、权利与义务、律师职业属性的基本法，但在实践中，其运用的效果却差强人意。目前无论是从事诉讼工作，还是非诉讼业务，都存在律师“执业难”的现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律师法的修改，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重视，本文结合律师法修改着重对律师调查取证权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
调查取证历来是困扰律师的一个难题。现行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样的规定是很笼统、过于简单，仅仅承认律师“可以调查情况”，并且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实际上，律师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能够调查取证，是比较难的。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根据需要，还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这是让许多律师非常振奋的一条规定，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
二、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意义
（一） 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公民权利的保护的体现
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法律对公民权或者说人权的保护显得越来越重要，离开公民权去谈法律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在公民权利遭受侵害、发生纠纷或者公民法律事务的处理等等，由于公民个人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的技能、时间和精力等原因，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聘请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解决纷争、委托处理自己的法律事务。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需要为当事人进行必要的甚至关键事实的调查取证，如果因为律师没有充分的、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利，就无法完成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寻求保护的重委，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规定的权利只是纸上谈兵。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就象士兵没有武器一样，根本无法正当履行好职责，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处处设障，重重限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设置障碍。实践中，因为律师查证受阻而使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不在少数，律师和公民只能望之兴叹，转之以其他非正当途径寻求权益的保护，并且对国家法治产生不信任感。
（二）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正
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既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他们有利的证据。但是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实践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往往不注重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这些依法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由谁去取？当然只有辩护律师。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了律师的地位，但《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诸如调查取证权附加了条条“枷锁”，束缚了律师的手脚，稍不小心就可能有触犯刑法第306条之嫌。此外，从保障人权角度讲，刑法在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必须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或者罪轻的人免受重处。这是刑法“罪责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就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从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到审查起诉及提起公诉、审判阶段的证据审查，均体现了国家强大的控诉职能，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辩护职能的脆弱无力。律师制度本身就是权利制衡的产物，于是最好的制衡方式就是扩大律师的权利，达到一种足以与国家追诉机关相抗衡的程度。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赋予，是这种制衡措施之一。
（三）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方法
律师是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律师能够而且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预防纠纷，化解纷争，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当前，律师充当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法律顾问，参与大量的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足以证明，律师在法治社会的作用无所不在，而这些非诉讼事务的参与，正是防范风险、预防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律师不积极进行调查取证，无法进行调查取证，甚至调查取证还要冒座牢的风险，律师的作用就将大大受限。此外，赋予律师完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必将大大减轻法官工作量，是为法官减负的根本途径，以及使律师和当事人摆脱取证难和举证责任的两难困境之必由之路。
三、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
新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年6月1日开始实施，它赋予了律师充分可行的调查取证权利，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保障律师调查权时，要特别注意对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确立律师与国家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要防止过于原则，使律师法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流于形式。为此，我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 除涉及国家或者有关单位重大机密之外的内容，律师都有调查的权利
律师对什么程度的文件资料才没有查询、复印的权利，要有明文规定。其实，在现代社会信息是社会生产力的时代，国家机关的许多涉及公民的资料文件，并没有捂得紧紧的，并没有特意保密的需要，相反，应当给予律师以充分的查证权利，为社会所利用。如婚姻登记、身份证查询、抵押情况、财产情况和纳税等，而对于确实是机密性的，则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是必需的。
（二） 律师调查取证出示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即可，无需其他手续
律师应当向对方提供哪些手续文件，应当有较为统一的规定，便于律师和配合查证双方工作。通常情况下，调查取证时律师应当提供、并出示的文件是：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而无需出示律师个人和委托人的身份证件，更不应当要律师一定要出示法院的立案手续等资料，或者人为地任意地要求律师提供其他资料。一是具有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律师的合法身份，二是以此证明律师查证的正当性，同时也简化配合查证一方的负担。对于接待单位应当留存哪些资料，也应当规范，只有介绍信，不需要复印身份证、执业证等存档。
（三） 被调查人有配合、协助律师调查取证的义务
新的律师法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律师进行调查，不一定要有单位负责人的同意，具体经办人就可以配合。对于一般性的信息，实无必要经领导的批准同意，而对于涉及机密性的文件，则需要有关负责人对是否可以查询进行判断，需要取得他们的批准，这是合理的。
（四） 被调查人有审核确认的权利，并在文件资料上签字、盖章确认其来源真实性的义务
配合查证一方对其文件资料，负有在资料上面，由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以审核确认资料来源于其单位，与原件一致等的义务或责任。最高法院有关民事、行政等诉讼证据的规定中，规定了证据的提供要有来源单位的盖章确认才有法律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一些单位组织愿意配合律师查询，但拒绝在律师查询复印的有关资料上签章，致律师的查询结果只能当成参考资料，而没有证据的作用。因此，在律师的调查取证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规定配合查询单位，对律师从配合查证单位获取的资料有审核确认的义务，特别是对国家机关，担负着给社会和人民提供优质服务的职责，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这一义务。
（五） 对国家机关的调查取证只能收取工本费
某些机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由于他们使用纳税人的钱，向其查询证据，理应不该实行商业化收费，只能收取工本费，否则，实在有损国家机关形象。建议需要将之明确规定，以防权利的滥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