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兼议新刑诉法对证据种类的修改

　　电子数据有其独立的特点。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将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共同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解决了实践中电子数据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疑惑，但是，这一分类并没有解决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如何收集、审查、核实、运用电子数据的问题。进行证据分类的功能是识别、适用和交往（普遍认可）。而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了严格的证据类型，但划分标准并不统一，且仍然未能实现识别、适用和交往（普遍认可）三项功能。因此我们仍需探索电子数据的司法适用规则。笔者建议将电子数据分成电子书证、音像书证及勘验、检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或鉴定意见三类，对于后二者，可分别借鉴视听资料及笔录、鉴定意见的规则，对于电子书证，则应在书证的规则基础上，制定符合其特点的规则。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将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共同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解决了实践中电子数据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疑惑，但是，这一分类并没有解决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如何收集、审查、核实、运用电子数据的问题。

　　一、电子数据及其特点

　　一般认为，电子数据，是以数字的形式保存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存储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

　　电子证据常常和计算机证据发生混淆，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计算机证据包括两种，一种是以计算机作为生成书面证据的工具，另一种是有关证据内容通过网络传送，同时也保存在计算机中。因此，电子证据并不等于计算机证据，可以说，电子证据是保存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存储介质中的互联网化的证据。

　　电子证据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内在实质上的无形性。电子证据其实质上只是一堆按编码规则处理成的“0”和“1”，看不见、摸不着。第二，性质的多重性。电子证据在性质上具有多重属性，它是以内容起证明作用的，这符合书证的特点；从表现形式上，该“痕迹”是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在电脑硬盘中，似乎又是物证；电子证据又常常表现为文字、图像、声音或它们的组合，所以又具有视听资料的特点。第三，易破坏性。与其他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又是最为脆弱的，最容易受到破坏的一类证据。人为因素或技术障碍的介入，都能使电子证据被篡改、伪造、破坏或毁灭。电子证据具有易破坏性，人为因素或技术障碍的介入，都能使电子证据被篡改、伪造、破坏或毁灭。电子证据被改动后，不象书面证据那样容易察觉和鉴别，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电子证据具有存储方便、表现丰富、可长期无损保存及随时反复重现，但又容易遭到人为因素或技术障碍的破坏，且不易被察觉，也不易被恢复。

　　电子数据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已经得到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肯定。

　　二、证据的分类和标准和功能

　　证据的划分标准是证据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是否对证据进行严格的分类，各国法律作法并不相同，分为开放式、半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式，即对证据形式不作限制，证据形式也不是证据得以运用的先决条件。半开放式是指特定形式的证据运用要受到一系列证据规则的限制。封闭式，是指证据必须符合法定形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沿用了一贯的封闭式模式，规定了8种证据类型，且没有兜底条款，这意味着任何刑事诉讼中的材料要作为证据使用必须能够归入这8种证据类型中的一种。然而，结合司法实践研究这一条款的规定，就会发现如下问题：第一，新刑诉法对证据进行了划分，但是这种分类方法并没有明显、统一的划分标准；第二，新刑诉法没有对不同证据种类的收集、审查、核实、判断作出指引。

　　正如龙宗智教授所指出的，“分类是一种把握事物共性同时辨识事物特性的逻辑手段。” 并指出证据分类制度应能够实现三项基本功能：识别、适用和交往（普遍认可）。而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了严格的证据类型，但是，这种做法与其他多数国家不同。无法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证据形式上的法律规范显得较为“随意”，即缺乏明确而严格的证据分类条款，关于证据的分类一般体现在法律关于证据收集与使用判断的一些具体分析规定中，这表明，我国的作法并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法律的普遍认可。

　　我国从79年刑诉法开始，就重视对证据种类进行严格规定，从表面上实现了其识别功能，但关于证据收集、使用判断的规定法律并不作明确规定，一般都是由司法解释进行规范，这本身表明，我国的证据分类制度并不具有适用性，而司法解释的出台恰恰表明分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很重要。

　　讨论证据的分类标准，关键问题是证据的概念界定。裴苍龄教授在他的《论证据的种类》、《再论证据的种类》二文中，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确立“实质证据观”，即认为“与待证事实相关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因此，证据只包括三类，即人证、物证、书证，而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是调查证据的过程中产生的，是调查物证的产物，不具有独立的证据资格，“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都反映了物证，但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同物证，这三者中仍然只有一种证据，不可能成为三种证据。” 而对于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他认为都不能成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二者都属于书证，对于视听资料都可以归为书证中的音像书证，电子证据“与录音、录像虽有共同点，但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可以归为书证中的一个独立类型，即电子书证。

　　对于证据的概念，龙宗智教授并没有给出他的明确观点。他指出“（新刑诉法）以证据材料说代替事实说，其意义在于证据概念与证据分类规范相协调，避免了原《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一款讲证据是事实，第二款、第三款却指的是材料，由此产生的逻辑矛盾。然而，以材料说界定证据概念，忽略了证据的多重含义，有简单化并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其一，材料说忽略了事实证据。……其二，材料说不能准确表达言辞证据的形式。……其三，材料说不能表达情态证据等丰富的证据内容。” 据此，他倾向于删去证据定义，只规定证据分类。并对证据的分类作出较为保守的建议，主张视听资料（包括电子计算机储存与显示的音像资料）仅指录音、录像、摄影等具有动态连贯性特征的音像资料；而电子计算机储存与打印的数据除人证内容外，属于书证，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勘验、检查或鉴定，其结果分别归入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

　　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已经明确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说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抛弃了事实说而转向材料说，且裴教授建议的三种证据类型构架也没有得到采纳。同时，新刑诉法将证据种类调整为8种，将物证、书证分别独立，将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并列为一种证据类型，同时明确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为独立的证据类型。因此，笔者较为同意龙教授的主要观点，同时采纳裴教授的部分观点，认为不必纠结于刑诉法规定的8种证据类型是否应当并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应当肯定这8种材料具有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资格。

　　三、电子数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规则

　　（一）电子数据的分类

　　虽然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是独立的证据种类，但关于这一类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规则，却仍然没有具有规定。

　　电子数据往往是以文字、图像、声音或音像等内容证实案件事实的，同时又是储存在电脑硬盘中的，其具有书证、视听资料、物证的多重属性。主要包括这样2种形式：

　　1、案件发生及与案件形成过程有关的过程中形成的电子数据。

　　2、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对物证进行调查形成的笔录、专业结论或对调查中形成的电子计算机模拟数据。

　　笔者认为，对于案件发生及与案件形成过程有关的过程中形成的电子数据，可以将其分为电子书证和音像书证（即视听资料），对于电子书证的收集、审查判断规则可以借鉴普通书证的规则，但应考虑其特殊性，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

　　对于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对物证进行调查形成的笔录、专业结论或对调查中形成的电子计算机模拟数据，应归属于勘验、检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或鉴定意见一类，其收集、审查判断规则与勘验、检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或鉴定意见的规则相同。

　　对于音像书证的判断规则，也应借鉴视听资料的判断规则（“视听资料这个名称并不十分严谨，因为它同其他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是不一致的。其它证据种类均是以证据的载体或表现形式作为其命名的根据，视听资料却是以人们对此类证据的感受方式而命名。从逻辑上讲，视听资料同其它证据种类不是处在同一逻辑位阶上。” 因此，笔者认为视听资料改为音像书证为妥。

　　（二）电子书证的审查和判断规则
对家庭暴力这一现象的法律分析

王春胜


　　随着新世纪的发展，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和经济原因。诸多家庭暴力的惨剧告诫我们：只有不断完善立法，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和社会综合维权机制，同时不忘呼唤一套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才能根本遏制家庭暴力，切实保障广大妇女的权益，最终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定!
　　我国2001年4月27日通过的新婚姻法虽然明文禁止实施家庭暴力，但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并没有做出规定;同样，2005年8月28日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再次更加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但对什么是家庭暴力也没有做出相关界定。理论界对此的认识仍有很大分歧，目前最常见的分类是以被侵犯的权益不同，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暴力、性暴力和精神暴力[1]。为指导司法实践，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总的说来，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人员之间，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2]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一般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而本文所论述的家庭暴力，仅从最常见、最普遍和最难以治理的暴力行为，即对广大妇女所实施的家庭暴力(狭义)进行阐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还为家庭暴力下了一个法律定义，即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禁闭、捆绑、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人身、精神、性等方面进行摧残的行为
　　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基本上处于只有义务而毫无权利的悲惨境地，反映在夫妻上，主要表现为男尊女卑、夫权统治。例如，我国古代的礼、法规定：“夫为妻纲”，“夫者妻之天也”。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妇女从生到死，都置于男子统治之下。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妻子都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她们根本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夫妻关系也只是尊卑、主从关系，妇女几乎成了男子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活的女性也认为夫为妻纲，夫权高于一切，女人就应该接受丈夫的支配，因此反抗意识淡薄，对来自丈夫的暴力往往默默忍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从法律上取缔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思维定式，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封建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并未彻底从人们的头脑中肃清，许多人仍然认为丈夫享有统治和支配妻子的特权，什么“取来的妻，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一些人甚至还把妻子当作是丈夫的一件物品，并把对妻子的暴力行为看作是丈夫正当的 “纠正” 妻子犯错的权利。同时一些女性也仍持有男主女从的观念，在家庭中甘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逐渐丧了自我，当家庭纠纷激发为家庭暴力时，只是逆来顺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一种常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2001年4月新修改的《婚姻法》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其他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的“民不告，官不究”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的影响，不仅一部分执法人员不能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行为，甚至连有些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也通常不接受家庭中的暴力事件。他们认为“两口子吵架不记仇”，家庭内部事物不便于干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就是抱着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敷衍塞责，最多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如此执法肯定对施暴者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
　　社会上的一些大众传播媒介对暴力、凶杀、性虐待等进行大力渲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舆论氛围实际是起了教唆的作用。如电视剧《流星花园》，它以一个耳光拉开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序幕，从此两人走上了刀光剑影的“甜蜜之旅”。而那些看得如痴如醉的人们却将所有激烈的家庭暴力行为贴上了一个标签——这就是爱。人的许多暴力行为是从上述类似的社会文化中“习得”的，也就是说，施暴者不是先天有心理障碍，而是在后天中学习到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也不例外。由于社会缺乏一种主流文化来引导人们的婚姻行为，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这方面的导向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一些书刊、影碟、电视剧(如《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等对家庭成员间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极力宣扬，误导了人们去艳羡甚至刻意去模仿他们以寻求刺激。
　　我国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政府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签署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另一方面，将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列入2001-2010年《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之一。同时不断完善立法，使家庭暴力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严厉惩治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2001年4月修改的新《婚姻法》在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以及确立了社区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地位等等。
　　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家庭暴力受害者多种维权手段。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妇女，应紧紧抓住国家普法教育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当自己的人身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主动加强执法，切实维护好广大妇女的权益。国家更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制定针对家庭暴力的细化标准和执行细则来规范公安司法等机关的权责和健全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完善立法来加强执法。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