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特点及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中的地位、作用/吴昊亮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03 08:51:34   浏览:826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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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涉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特点及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中的地位、作用

吴昊亮 iholywood@163.com

提到涉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在广义上应当包括两个部分:即对外资的税收法律制度和对我国对外投资的税收法律制度。但是,中国作为缺乏建设和发展资金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就理所当然地以资本输入为主,以资本输出为辅。实际上,资本输出比起资本输入来要确实要少得多。所以相应的税收法律制度也就明显地表现出不平衡性:对外资的税收法律制度要远远地比关于对外投资的税收法律制度系统而详细。这样,涉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狭义上就指对外资的税收法律制度。下面我们对其做一讨论。
我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补充,形成了目前的局面,而且可以说,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对涉外税收法律制度的考察,不得不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样的专门的涉外税收法和其他大量的包含有和外国投资税收相关内容的税收法律制度都进行研究和讨论。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可以在总体上看出我国涉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的下述几个特点来:
一、与内资税收法律制度的并轨和双轨情况并存:
一般地,在各发达国家,对于内外资实行的是统一的税收法律制度。采用部分的内外资双轨制,可以说是我国法律的一个特色。这是长期以来对内外资利益衡平的结果,从早期的完全双轨制,对内资一套,对外资一套,到现在的部分双轨制,最后到我国未来的完全内外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现着我国税收法律制度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这是一个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不断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过程。
目前,我国在增值(value added tax)、消费税(excise)、营业税(sales tax)等方面实现了与内资税收法律制度的并轨,而在所得税上仍然采用双轨制。1993年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是我国税制统一改革成功的一步。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则继续在在所得税方面保持双轨。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这和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步发展是相适应的,不应当奢望一口吃个胖子,一下子实现全面并轨,有很多问题尚等待我们解决。
二、对外资规定了大量的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一国依法给予的税收减免和从低税率征收。事实上,为了吸引和鼓励外国投资者对本国进行投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本国的税收制度中规定有收优惠措施。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内外统一的,所以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方面。按我国法律的条文规定,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0%(国家税)+3%(地方税),共为33%,和内资企业是一样的。而经过各种实际减免优惠,比如3%的地方税从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开征过,都减免掉了,实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率甚至不到10%。而且,在外国投资者将企业利润进行再投资的,还可以得到所得税退税。
此外的优惠还体现在预提税方面。原则上为20%的对外国企业来源中国境内的所得征收的预提税,实际根据各种条件都或减或免。比如,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的利润就可以免税。这个优惠可以将相当优厚。
还有在关税方面,外资企业也根据有关法律享受着优惠。
不可否认的,税收优惠起到了鼓励外国投资、引导外资流向的重要作用,税收优惠制度是投资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看,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税负从轻、优惠从宽的税收政策,成为了外商投资的“指挥棒”,实践上取得了吸引外资的实效,并且将外资引导到本国优先发展的行业或地区。
提供税收优惠,首先增加了本国的投资总量。显而易见的一个结果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资本输入国——这当然和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巨大吸引是分不开的。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税收优惠的一个更大的作用:引导外资流向,使外来投资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达到合理的配置。一个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当从多个方面来考虑:
1.产业行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国家向本国落后和亟待发展的产业、行业提供特别的税收优惠,以引导外资投向这些产业、行业。例如,巴西政府规定,凡投资于林业、旅游业、渔业的投资者,可享受6%~25%不等的投资税收抵免。印度尼西亚更是排出了明确的外商投资《优先顺序表》,给予延长免税期的优惠。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产业行业政策方面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对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以后,在以后的10年内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的额外优惠。
2.地区发展政策:
为了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平衡,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许多国家规定对在这些地区投资的企业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例如巴西政府就规定,凡在巴西东北地区和亚马逊地区开办企业,均可享受免纳联邦所得税15年和20年。墨西哥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区域,给予不同税收优惠。
常见的还有在本国境内设立一些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或技术开发区等,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印度对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就可以免征所得税。我国很早就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区和窗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3.出口政策:
为了鼓励本国产品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发展中国家对出口型企业给予特别的税收优惠。如新加坡对产品出口的新兴工业,免税8年,相比之下,不能出口,就只免5年。
4.其他政策:
包括对于引导外商企业将利润再投资、引导外商引入优秀的新技术、引导外商为本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政策。
我们也应当看到,税收优惠虽然在吸引外资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也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它必须和其他各因素配合,综合而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国投资者产生吸引力。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并不能把原因归结于中国的税收优惠最到位。而是基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基于中国极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基于中国目前稳定的政治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这才是投资环境的完整含义。
而且,税收优惠固然有利于吸引外资,但也牺牲了本国的税收利益。而且很多资本母国实行税收抵免,而非税收饶让。投资者很可能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税收优惠而得到多少实利,只是把本国的应得到的税金拱手让给他国而已。
由此,我国进一步的实现内外税收并轨是一项明智的选择。这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是相适应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内资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改变目前实际内资企业税负重于外资的不合理现象。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如何进一步加大优惠,和各发展中国家展开税收优惠的大比拼,而是
1、在认识到税收优惠的吸引外资的作用基础上,加深对其引导外资合理配置的作用。即更明确、详细的按产业、行业、地区等政策区分优惠措施,目前做的是不够的。比如,对一些污染环境、严重耗费中国自然资源的产业就要明确减少优惠甚至不给优惠,也杜绝地方部门为了外资而不顾国家和社会利益。
2、准确认识税收优惠作用的大小,争取创造更好的政治、市场、劳动力素质、自然资源等环境,而非盲目扩大税收优惠,损失国家经济利益。

总之,我国的涉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处于内外资双轨和并轨并存的时期,并向着全部并轨、实现税制统一发展。我国涉外投资税收法中提供了大量的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措施,这些优惠措施在我国的资本引入中起到鼓励外国投资、引导外资流向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当盲目崇拜税收优惠的作用而损失国家利益,应当通过创造包括多因素在内的综合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使我国经济取得更大更快的发展。

参考书目:
1、余劲松 《国际投资法》 法律出版社 P229
2、张守文 《税法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233
3、孙遥春 《中国涉外经济法概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 P275
4、姚梅镇 《国际投资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 P232
5 朱炎生等 《国际经济法论丛》 P277
2002年6月18日于南京大学浦口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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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遗嘱变更产权,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遗嘱变更产权,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

1985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5)川法民字第3号《关于处理张家定、张家铭、张家慧诉张士国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关于建国前已经析产确权,能否再予重新分割或立遗嘱继承等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张家定之祖父张文卿(张士国之父)于一九四八年将其家中自有房宅,除自己居住的一处外,其余四处均分给四个儿子。建国后由人民政府颁发了产权证。一九五三年张文卿召开有镇政府干部参加的家庭会议,经协商,重新调整各自分得的房产,以清偿分家前的债务,立了经镇政府认可的“房屋分管字据”,均无异议。一九五五年张文卿夫妇将调整给二儿媳的房产,又立遗嘱由四子张士国“继承”。一九六六年巫溪县人民法院按“遗嘱”作了调解。二儿媳的女儿张家定等人不服,提起申诉。据上,我们认为,对张家在一九四八年析产后,经财产所有人共同协商,于一九五三年分家时达成的各自管业且已执行多年的房产协议,应予以维护。张文卿夫妇于一九五五年所立“遗嘱”无效。
此复。


见义勇为对象是否仅仅为陌生人?

杨涛


据城市晚报近日报道,为保护女友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劫匪的侵犯,全国知名自由撰稿人阿芒在长春住所楼道里与5名持刀劫匪搏斗中不幸身亡。对阿芒的行为算不算见义勇为,引起了读者、法律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关注。吉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劫匪直接侵害了阿芒本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阿芒才与劫匪搏斗,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她个人认为阿芒的行为还不够见义勇为的条件。那见义勇为有哪些条件呢?她的理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在陌生人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时给予帮助。
见义勇为在目前还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还主要是由道德来调整。但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条例,对见义勇为进行了一些规范。从现有的各地相关条例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界定来看,主要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管理秩序、保护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勇于参与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和抓捕犯罪嫌疑人、参加抢险救灾等行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张旭明对“见义勇为”进行了这样的界定:“义”指社会正义,“勇”指面对正在发生的客观上存在的一定危险性的情形,能够不怕流血牺牲,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做。中国社会传统上有“义”、“利”之分,“义”主要指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利”主要是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的人如亲属等人的利益。而“天下为公”的思想居由主流,国家与社会支持和鼓励的当然是为“义”的行为。在这种语境下,吉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有关人士所作的理解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在今天新的形势下,结合上述的具体的案情,我们要反思的是:把见义勇为对象仅仅界定为陌生人妥当吗?阿芒所保护的虽然是其女友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是人的生命与财产有等级差别吗?因此,笔者建议,在人类趋文明进步的今天,将只要是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而不管其是为维护谁的利益。理由如下:
一是与我们新修订的宪法相适应。宪法修订时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头一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增加和修改体现了对公民的人权与私有财产的尊重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得到国家的同等保护。因此,我们也没理由将为维护自身或亲属的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置于见义勇为的行为之外。
二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不管其动机是否为维护自身或亲属的合法权益,但是,从国家产生以后,犯罪就逐步被视为不仅是侵犯了个人的利益,更主要的是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的统治。因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三是应对现实不管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窘境。在现实中,更多的人面对犯罪,不管是侵犯他人还是自身的利益,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忍气吞声,不敢与犯罪作斗争。把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不分动机都纳入见义勇为中,有利弘扬社会正义。
其实,说到底,这里主要涉及到的是见义勇为价值的权衡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主要是要弘扬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当然,我们有理由说见义勇为的行为不能包括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人的利益而为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社会在弘扬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的同时,也鼓励为公民去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并考虑到这种行为直接或间接上也有利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那些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见义勇为对象为自身个人及自身有密切关系人的利益。
其次,见义勇为对象的界定还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实的经济实力,毕竟将见义勇为对象的扩大化,必须要有现实经济实力作保障。这里与经济实力有关的是折射出我们被害人利益的补偿缺失的问题,如果我们相关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能建立,我们也不必过多纠缠于见义勇为对象是否要扩大。
笔者主张,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们对于见义勇为价值理念的更新,将只要是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扩大并非无限度的,一是必须是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因为这里毕竟有直接或间接维护了国家、社会的利益,单纯的个人抗灾等行为只是涉及社会救济的问题。二是即使将为维护合法权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都纳入见义勇为范畴,为自身利益的行为与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的行为还是要区别对待,毕竟人都是自卫私的,为已奉献容易,为他人奉献难,我们要通过弘扬见义勇的行为更多地达到为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奉献的目的。因为,为国家、社会、他人,良好的秩序与安全的不幸才有保障,最终也是维护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利益。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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